丁庆利口述    姚楠访问    姚楠、孔强生整理

两航起义

之后我母亲跟着我妹妹也来到香港。妹妹由于以前念书就懂英文和日文，在香港找工作很方便，她碰到一个老同学，介绍进了日本东京银行工作，月薪六百块。她在香港结婚了，妹夫开了一间做进出口贸易的小公司。我父亲一个人留在上海，照看家里的东西，天潼路的家是两层楼，有一次他从楼梯上摔了一下，以后就住院了，幸亏我岳父母还在上海，和我家也住得近，就由岳父母照顾他。妹妹怀孕要生孩子，请母亲留下来帮忙，问我什么意见，我也不好意思，那就留下吧。父亲身体不好，后来母亲想着女儿已生下小孩了，打算回上海，当时香港到上海还有船。走的那天我早上送她上船，谁知中午我回来吃饭，她也在家里吃饭。原来那艘船没有离开香港，船的航线在台湾来的空军轰炸范围内，那次以后船停航了，她也就回不去了[1]。那时家里人分开东一个、西一个，姐姐、哥哥在上海都成家了，不和爸爸住在一起，虽然我在香港生活稳定，还是很想回去上海，一家团聚。

大陆逐渐解放，大家都在传说工作要不稳定了。中航公司有几条出路：第一条是被蒋介石逼着到台湾；第二条是留在香港，由于香港有很多飞机维修，可以成立维修厂；还有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中航有一个副董事长是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据说他有一份计划，中航要搬到菲律宾。但1948年12月他乘坐的飞机在启德机场附近掉下来，死了[2]。大家都在传说工作开始不稳定了。台湾，哎呀，这个地方不想去。香港那时候也不如上海，我们感觉不怎么样。菲律宾更不要说了，谁知道是什么鬼地方，不去！虽然我知道国民党之前把上海搞得乱七八糟、物价飞涨，我是真的想回上海。

我那时候太年轻才二十三岁，还是做着我原来的工作。不过我知道可以回去，因为有人来动员我了。材料课有一个和我很聊得来的同事，叫沈远帆，也是上海人，一起从上海来到香港，跟我母亲也熟悉。晚上加班后，他有时间就会到我家里吃饭，一起聊天，说说上海情况如何。他问我想不想家，我也跟他说了家里的很多事情，包括我很想上海的家，因为我父亲在那里。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来动员我回去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说香港组织民航工会，叫我参加，工会是为我们好的。就这样经沈远帆的介绍，我第一批加入。

1949年9月11号，港九民航职工总会成立，开幕式在九龙城，大概有几百人出席。现在工会已经发展有一万多人了。我当时不知道工会成立与起义有关联，以为是普普通通的事情，签了个名，现在那个签名成了宝贝，职工会说我是创会会员，给了我特别会员证。其实我加入工会后去得很少，当年参加过几次，因为我不喜欢唱歌、跳秧歌舞，他们有时候会唱《东方红》，很新奇。工会主席是外头来的夜校教员冷雪山，现在才知道是党组织派过来的，央航的楼阅棅、中航的汪企远担任工会副主席。

1949年11月9号两航起义，凭良心说我这个二十来岁的人参与起义有关的工作很少，没有起什么作用，一是在起义书上写了个名字，另外就是在机场里开车巡逻了一个多月。两航回内地的人员有几千人，我是第一批。中航公司的机械员留下很少一部份人，毕竟飞机要维护，到后来要把飞机里面的东西拆下来，人手不够怎么办呢？工会系统里招了一批人来做护产。他们是在我们离开以后才进来的，相当于临时工，护产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可以选择回上海、天津[3]。说句老实话，如果不能回上海的话，我就不参加了。1950年我父亲去世，留下一些事情没有搞清楚，我一定要回去。1月份我带着老婆和小孩一起走，母亲留在香港跟我妹妹在一起。中航公司包了一列火车，那时相当于搬家了，一般会带上自行车、最老牌的胜家缝纫机等大对象，带汽车的大概是飞行员，不多。我们从香港坐车到深圳，在深圳有专人欢迎我们，还给了好多人民币，我们再上车去广州。那时候搭火车可危险了，由于跟台湾打仗，铁路停了几个月，我们回去时刚开通不久，主要的几条铁路桥都被国民党空军炸毁了，用枕木搭起来，过桥时走得很慢很慢。火车是白天停驶，到山洞里隐蔽起来，晚上再开车，有时候一停就是停一天、两天，躲过台湾来的飞机。火车从广州到上海走了五天五夜，途经浙江衢州等地。

回到上海后我以为自己还在中航公司，结果一下子成了民航局的人（1950年上半年两航并入军委民航局）。民航局给回去的这一批人组织了学习班，那时还没有上海分局，我们每天就上班一样跑去南京路的新世界饭店[4]。学习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谈天、念报纸，听他们说时事，有时候讲一些东西老实说那时候我们都不懂。民航局派的人叫我当小组长，一组有十几个人。我记得最特别的是要改掉说话洋里洋气、插一句英文的习惯。谁这么说一句就要罚多少钱，慢慢地大家都改过来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民航局上海分局成立，在淮海中路找了一座很好的旧大宅，我们也就在那里学习了。

民航局照样给我们发工资，钱不少，一千块人民币。上海的市面比较冷清，没香港这么多人。回到上海后一双皮鞋大概几十块，我口袋里有上千块，大手花也花不完，东西好像无价了，所以我对上海的印象很好。我们住回天潼路的家，父亲过世我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他走时五十多岁，葬在上海公墓里边。

天津

从香港拆下的那两千多箱器材分三批、从海路运往天津，负责押运的中航人员里有好几个是供应课的。半年以后船抵达天津，在港口卸货，器材有专用道运往天津张贵庄机场。那时任务很紧张，除了已在天津的人员，民航局又从上海调了一批人：通知原来供应部门、还有其他部门在上海学习的人都到天津，大家一起弄。我原本打算一辈子留在上海，不愿意去。最后去是因为民航局说用半年时间把那批器材清点完毕后，我们就可以回上海了。

1950年6月我到天津，在张贵庄机场负责清点航材：原来打包好的箱子上面写了东西有几件，我拿出来看对不对，对的话再按原来的顺序另放。机场里有一个小仓库，器材像超级市场那样重新摆起来。张贵庄机场计划要修建一个航空基地，当时已开始动工，房子也都修起来了。民航局天津分局在镇南道买了一座过去军阀的住宅作为员工宿舍，很大很漂亮。后来我的家属来天津，于是我跟同事潘志成到马场道买了个四大间的房子，大家都是一房一厅，连起来，两家住。晚上我们一起打扑克，打完就来一桶大闸蟹。天津的大闸蟹不贵，两块钱一桶，随便吃，感觉留在天津也不错[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