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慶利口述    姚楠訪問    姚楠、孔強生整理

 

太原

結果我們的清點工作還沒完成，抗美援朝就開始了。張貴莊機場在可能空襲範圍以內，那時民航屬於軍委，軍委民航局下令我們三天撤離到太原去。這是軍事命令，其他的什麽也不説，到時間就得走路。幾天的功夫能做什麽呢？他叫我們丟東西，把包袱都丟掉再走路。我當然不高興了，本來房子買好了，家俱也弄好了，預備在天津住下來的，不過心裏也明白在炸彈下生活是不行的，太原雖然苦一些，但安全，不會有飛機來回炸。我們坐火車到太原，從此天津的那個房子我再也沒回去過。

12月的太原最低溫度零下十度，很冷，也冷清清的。太原是個舊城，城門還在，但連一條好的馬路也沒有，跟天津比差很多。空軍在郊區一個叫大營盤的地方給我們撥了一塊地，是日本人留下的幾個馬棚，向地下挖下去的一條一條槽，原來馬匹都住在底下。我們把馬槽打掃乾淨，把器材搬進去，人也住進去。那時候沒有分辦公區或宿舍，工作、吃住都在這一個房子裏頭。我照常清點器材，當時放得很亂，都在箱子裏頭，我要把東西逐一拿出來。

清點完後我們開始做什麽呢？民航局辦了一個飛機修理廠，叫太原機械修理廠[1]。解放以前我們沒有搬去香港的飛機以及「兩航起義」飛回來的十幾架飛機，整個公司有七、八十架飛機分散在各地，飛機在多少小時飛行以後，發動機都需要修理維護，那麽我們在太原的舊零件能湊用。這個工廠用了一百天就建起來了，在那時很不容易。我的工作崗位還是在供應課，管理的方法也一樣，就是管理的東西不一樣了，從器材管理變成工具管理。當時最大的變化是要將原來英美的計算公式變成中國的，一英尺等於25.4毫米，所有東西都要變公式，這項工作做了好長時間。

工資也有一些變化，我們初到天津時還是拿上千塊的，因爲跟本地人差得太遠，後來工資改革，叫我們自己提出自動減薪。當時工資分成三種：一百塊、一百二十塊和一百四十塊。在香港時職員的工資要高一些，到天津後變成機械員的工資高一些。太原走了好多人，回天津了，不幹了。不過一百二十塊在太原的生活其實也過得去。

另一個變化是我老婆也參加工作了，一方面是我們的孩子大了，另一方面是工作的地方跟住的地方都在一起。剛開始她幫我們做飯，由於她學過英文打字，做完飯後沒事情做，就幫我們打字，臨時幫忙，還不算是廠裏的正式員工，工資每個月一百九十斤小米，大概二十塊錢。後來廠里會計課正式成立，課長是老中航人，他覺得我老婆的待遇不合理，就把她調到民航系統，在會計課當科員，整理賬目，正式課員的待遇是六、七十塊錢一個月。

修理廠廠長華鳳翔最初是中航器械課長，我也見過，平時看不見人，沒有打過交道。于輝（續任廠長）我見得比華鳳翔多一些，我們在廠裏的時候，他還來到你家裏來坐一坐聊天。我們工作上只有跟總工程師聯係。廠長有命令發給廠部，他不會直接聯繫我們。

修理廠建立一年多以後，因爲舊的美國飛機用得不多了，也沒有這類型的美國新飛機，越修越少，修理的工作不多了。太原廠把其它部門通通去除，把留下來的儀表車間擴大，改成蘇式的儀表修理廠，即太原二二一廠（該廠代號一二二一，簡稱二二一），屬於第二機械工業部，修理蘇聯飛機的儀表。修了沒多長時間，蘇聯專家來幫忙，我們又改成儀表製造，改名為太行儀表廠。自產三種航空儀表：羅盤、控速管，還有椅子上彈出的逃生裝置。據聞我們有個羅盤樣品做得不錯，被帶到蘇聯的博物館收藏。

專家說俄語，帶來的資料也是俄文，那怎麽辦呢？凡是學過英文的人晚上都去俄文學習班上課，白天到車間做翻譯[2]。俄文和英文有些相通的，不過也有鬧笑話。像磁羅盤外面塗有一層東西，再打光，在俄文資料上寫是當地的一種粘土，可太原哪裏去找哪當地的粘土？中國人還不能提意見，提意見就是你違反專家建議。後來請了幾個專家一起商量，就拿些石膏把它鍍一下。我們跟著那些蘇聯專家，一起搞了大概有一年時間。

蘇聯專家來援助的那段時間，廠區從大營盤擴展到二營盤，那是我們自己的地方了。工廠建了一些房子。宿舍、辦公都在裏頭，我們就從馬槽裡搬出去。每個人分到一間宿舍，面積三十多平方，不過裏面沒有間隔，要用傢俱隔開。後來三營盤也變成我們的廠區。我在二營盤上班，在三營盤住。

我們在太原的通信地址是保密的，兩號信箱，沒有地址。我老婆的大弟是原來南京二炮部隊，就是現在火箭部隊的政委，問我們：「你們為什麼地址都沒有？」結果有一次他出差到太原空軍來，一打聽兩號信箱，就在旁邊。

飲食方面太原以小米為主，還有玉米麵，南方人好像有一、兩斤大米。肉很少，蔬菜很少，以土豆爲主，吃不習慣也沒辦法。平日裏我們自己做飯，如果嫌麻煩，可以到後面的食堂打飯。另外我們每一個禮拜進城一次，城裏還有些吃西餐的地方。太原沒有零食賣，我們買二、三十個鷄蛋，煮了放在口袋裏當零食吃。

二二一廠全部轉入製造後，廠裏面的工人還是原來的人。但是製造跟修理是兩回事，修理就像醫生看病一樣，幾個老師傅檢查有什麽毛病，把零件換一下，試了能用就行。製造的話首先要有圖紙，做成什麽樣子，然後去買材料，還要有工具，而且工具特別複雜，做一個小東西起碼需要十件八件工具。那時工廠也要改變形式，上面設了一個總工程師，下面成立生產準備科和生產調度科，由兩個副總工程師做主管。總工程師由林樹棠擔任，兩個科的主管臨時拉兩個人上去頂替，我擔任生產準備主管，任霽云擔任生產調度主管。生產準備就是做投入生產以前的設計、工藝，車間做出產品後再到檢驗。這三個部門每天上午都有生產會議，由部門的頭頭提出昨天碰到的問題，有人記錄下來，總工程師決定這個問題誰來解決，再檢查昨天的任務有沒有完成。

我和任霽云的都不是專業的，怎麽辦呢？人事科的吳倫問我們：「你願意學習不？」她是廠長于煇的老婆。我說：「能學最好吧。」她跟太原工學院聯繫[3]。工學院有個夜校部，1956年廠裏選了一批人在那裡學習，學費由工廠支付。那時候大概有十來個人參加學校考試，一個禮拜上三次課，晚上有車送去，車接回來。我唸的是精密機械製造系，在5601班。本來這個夜校是四年畢業，但我學到第三年的時候，1960年據説是林彪干擾，不知真假，説是地方要搞小工業，把大工業的人和資源調去支援，將儀錶廠的好大一部份人打散了。把我們零零碎碎的放在山西西北部。先集中在一個地區，再分散到大同和各縣。我被調到了興縣[4]，到那裡的只有我一個。我差一年就畢業了，本應有個大學學位，沒有唸完，是個遺憾。

太原儀表廠人員外調最集中是在1958年左右，一大批人包括我們廠長于輝，都被調到了成都廠（成都峨嵋機械廠，現成都飛機工業集團前身）。我本來也是要去的，鋪蓋都弄好了，結果上頭說太原人手不夠，我就留在了太原。後來我想，那是國防工業，去的人都要經過審查，可能是因爲我有海外關係，我媽媽和妹妹還在香港，領導曾經找過我，叫我不要跟母親通信。我說我只有一個母親，等母親過世了，我保證不通。後來我知道林樹棠跟我一樣，也有海外關係，他也没去成都。

  

重返香港

由於我母親身體不好，我曾幾次想寫信寄往香港，但因爲我們單位是保密性質的，人家都不准。母親和妹妹住在九龍塘，老人家進浴缸跌了一次以後走路就不行了。一直到1980年大陸開放，我提前退休，申請到香港來照顧母親。我出來的時候走得很匆忙，人事科好不容易審批通過，今天通知我，我明天就要走，跟老婆只帶了個小箱子上火車。那時候大陸情況比現在差好多。 1948年我從上海來香港，覺得香港這裏不如上海，第二次來就覺得這裏比興縣要好多了。

 

人生回顧

回顧我這一生，莫名其妙就過去了。人家說我是上海人，其實我在上海就住了二十多年，在山西住了三十年，在香港又住了四十多年。

山西太原如今還有我的一個老同事的女兒在，她有時給我寫微信，告訴我太原的舊人都走了，太行儀表廠的名字改了，機器不是我們原來的，全是自動化生產了。

粵語我馬馬虎虎能説，不過人家一聽，就知道不是廣東人。我的養生方法很簡單，就是糊塗一些，大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