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慶利口述    姚楠訪問    姚楠、孔強生整理

 

加入中航

從育才公學畢業的學生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入讀不用考試，拿成績單給學校一看就行。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若想進香港大學深造，也不用考試。雖然我從初中到高中都拿獎學金，學雜費全免，但家裏經濟情況不好，生活費都是靠以前的積蓄來維持，我也沒想過將來要怎麽樣，能唸一天就唸一天，那麽一有工作的機會，我就趕緊走路。1946年我很湊巧地找到中航公司的這份工作。那時上海的英文報很少，我是在學校圖書館裏看到英文報《字林西報》上登了中航的招聘啓事。也沒説是什麽地方在招人，只說一家大企業招工作人員，要求會唸中英文，就這麽簡單。我試著手寫一封信寄去，回信找我到龍華機場面試[1]。這時我才知道工作和飛機有關，好像很特別。

進中航公司據説是很難的。不過我就很容易，所謂面試只要你會幾句英文就行了。當時面試我的是中航公司供應課課長，叫P. A. Ricker的美國人。他給我介紹了一些情況，包括日本投降後中國航空公司是怎樣從重慶搬回來上海的。由於跟公司回來的老職員不多，供應課只有他一個人，人手不足，所以要在上海招一批人，還介紹在這裡要做些什麼。他又給我一份英文報紙，讓我唸幾句。因爲我的學校有外國老師，我不怕跟外國人説話，這可能佔了一些便宜，他看我能對話，也能看懂報紙，就行了，給我一封信，讓我到時間去報到。

我當時在育才公學才唸了初中三年、高中一年，學校還專門叫老師來找我父母親，說不要你錢嘛！你怎麽還走了？父母親對我說：「你自己決定啊！不唸書將來不要後悔。」我不後悔。中航的待遇比較好，對我家裏經濟情況改善有很大的幫助。我進入中航後雜貨鋪就收起來了，由我負擔起家裏的生活。所以父母都支持我。

 

中航工作

中航公司分成兩大部份：一個是Business Department（BD），營業科，在城裏；另一個是Operation Department（OD），機航組，在機場。OD下面有修理的、有食材供應的還有飛機調配的部門，我是屬於OD下面的Supply Section，供應課，Stock Control Section，航材管制股。供應課分了幾個部門：我們Stock Control Section在樓上做管理，樓下有一個window（窗口）專門發料、收料，有一個負責倉儲（warehouse），大件的航材放在大倉庫裏；另外還有採購部，Purchasing Section。

我們這個部門一共有十二個人，一個頭頭，就是P. A. Ricker；一個小女孩當秘書（打字員），中國人；下面還有包括我在內的同期進中航的十個人，其中六個是上海本地人。另外四個是廣東人，他們原來在美國空軍也是做類似的工作，退役了到中航。這個部門是新的，從重慶剛剛搬來，啥東西都沒有，就是幾張臺子給你坐。我沒有接受過入職培訓。Ricker原來是美國空軍，有老婆、兒子在這裏。他對我們這些中航屬下很客氣，禮拜天常一起吃飯，留下一些合照。文革時候我把那些照片都撕掉了。

航材的更換由機航組維修課來規定。飛機零件跟其它東西不一樣，很多零件用了幾個小時或者幾天好不好都要換，航材消耗的量好大。Ricker的工作方法很奇怪，他平時很少説話，每天有什麼事情，早晨就叫秘書過來說上幾句，那女孩打一條子，每人一張放在我們的臺子上，說今天有什麼事情要做，以後這個事情怎麼辦。我們就按這個做，有什麽問題再去找他。人家來供應課收發部門拿領零件，拿走時要寫一張單子。單子上來到我們Stock Control Section，每天把那張單子拿來記賬，用卡片記錄，根據消耗量確定哪些東西的庫存是否足夠，譬如說這個東西要存三個月的消耗量，那個東西要存五個月的消耗量，庫存不能過多，也不能過少，低於消耗量的就要補充，超過庫存量的要趕快拿走。所以它叫stock control，航材管制。

我們的分工是這樣的：將一架飛機分成十幾個部份，每個人管不同的部份。我管螺旋槳零件，還兼一部份地面設備。當時我們中航幾十架飛機的機型跟美國空軍的一樣，大部份是C46、C47。C46大肚子，是貨機，C47主要是客機。後來DC-4來了，有四個發動機。我們的飛機零件由美國空軍供應，關於飛機零件分類的知識、管理的catalog（目錄）也是來自他們。若某個飛機零件沒有了，我們就用公司的電傳機打telex(電傳)給美軍軍部。電傳機公司裏頭有很多。那時候有telex很了不起，我們這裏一打，遠在關島的美軍基地就知道了。他們經常有飛機過來的，零件第二天運過來。我每天都要打telex。我們的東西有多了，也會telex發給美軍：我們這裏有些什麼東西多餘的，等於跟人家交換。至於一些零碎東西的採購由供應課採購部負責，採購員每天從機場開車到市區轉一下，買點本地的麻竹、織布啊，實際上市區裏面沒有什麼航材買的。

中航沒有固定的工作服，不過機場飯廳後面有個小賣部，可以隨便買到美軍的剩餘物資，衣食住行的都有，特別便宜又好看。中航員工都去買軍官的衣服、帽子，我們公司乾脆把人家的軍服和帽子作爲工作服。但中航是有定制指定的帽徽。地勤的是一種，空勤的是另一種。穿那些衣服上班有一個方便，公司交通車的司機看衣服就知道你是中航員工了，一招手就能上車。公司交通車有好幾條綫路，公司在四川北路[2]，我家就住在它後面，但我上班是去龍華機場。

我們的工資是浮動的，上海每月會公佈生活指數，living index，這個月是百分之多少，中航按照你的基本工資乘上生活指數來計算工資。那麼我家裡人很高興，說是每月漲工資，實際上他們不知道每月物價都漲得比工資還高。但當時這個工作算不錯了，所以我就繼續做下去。我1946年進中航，到1948年工資改用金圓券，五百塊。金圓券推出不久就貶得一塌糊塗，到我們快要離開上海的時候，工資是一包一包的，多少錢都不用數了。我們上午在龍華領到工資，下午都會請假回城買東西，存東西不存錢，因爲一旦放到明天，這個價錢就差很遠了，有的東西上午值一塊錢，到下午去買就要五塊。市面的秩序不太好，買東西要搶、要排隊，好多店鋪上午還開著，到下午都關了。

 

中航遷港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47年跟同事旅遊。中航公司職員每年有一次福利，來回程可享受四分之一的票價，之前我還沒坐過飛機，覺得很了不起。那次到香港我入住油麻地，這一區當時算新區，都是新房子。還帶了些洋貨回去：給老婆和媽媽買了玻璃絲襪，那時候玻璃絲襪是最厲害的；買了塑膠的臺布和肥皂盒子。塑膠用品剛問世價格很貴，普通肥皂還是用紙包的，所以家裏能用上塑膠盒子就了不得了。

到了1948年，因爲解放戰爭，公司決定要遷香港，具體什麽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從籌備到搬遷的時間相當長。Ricker告訴我們每天有額外的工作，就是打裝箱單packing list給下面的warehouse，他們把器材用箱子裝起來搬到香港。內戰從北方過來，已經接近上海，形勢很緊張。我們離開上海的時候覺得很高興。我從小沒有離開過上海，但覺得當時這個地方亂七八糟，物價漲得飛快，所以我也很高興能搬走。從上海到香港很方便，不過部門分批走用了好幾個月，我們供應部門不是最後留守的，但也相當晚了，也是分了好幾批。有幾天，Ricker告訴我們：「明天開始你不用上班啦，到幾天以後，到飛機場打飛機走路。」我們包機來香港，上海很多人羨慕得不得了，那時機票很難買上。

那時來香港很方便，什麽護照、簽證都不用[3]，啓德機場一下飛機就有車把我們送去半島酒店報到，中航在那裏有辦事處。吃過晚飯後，中航公司安排我們住在九龍塘的喇沙書院。那時正好是學生放假，書院裏有地方。然後公司給我們假期，讓我們自己去找房子，若找不到住的地方只能搬到酒店，住酒店價錢貴一些。

來港以後我們的工資增加了。原來我在上海大概四、五百塊，到這裏一千塊港幣。一千塊在中航裏頭算很低的，像飛行員拿兩千多美金。香港本地人，像商店裏頭的職員工資大概十幾二十塊，最多一百塊。對比起來我們算是有錢人了，很多年輕的中航員工結婚選在半島酒店辦婚禮。

因爲我們的房租出價高，找房子也好找，當時好多人住在距離機場近的太子道，到市區也很方便，那裏的洋樓最多一千塊一整棟。經濟條件差一些的人住在牛池灣那裏，據説治安不是很好[4]，那麽我寧可選擇貴一些。我住的油麻地這一區是中等的，買一層樓大概要一萬多塊錢，但那時候我沒想過買房子，因爲不打算在香港久住。我在庇利金街26號租了一棟唐樓的第三層，整層打通，可以自己隔成兩房一廳或者三房一廳，格局很好。租金是兩百四十塊一個月，等於本地人兩個月的工資。去上班沒有公司的班車了，我就自己坐兩毛錢的1號巴士，從尖沙咀經太子道到啓德機場。

啓德機場在海邊，中航物資在跑道一邊的小塊地方。上海中航來飛機了我們就去候機，把屬於我們的部份領過來，給那些裝航材的箱子找個地方露天放著，用油布遮起來。那時全是空地。中航在美國買了一批活動房子，運來的時候都是一箱一箱的鋁材部件。在機場跑道邊上用水泥打基礎。然後組裝，三天時間就搭建起幾個辦公室。我們白天沒有事情的員工要去做監工，建好以後搬進去工作。時間大概是1948年12月。

上海來的東西由warehouse的人開箱，我們幫忙一起清點，再上架。來港初期我的工作量比上海要多，除了接收東西、造房子，我還負責記賬。機場裏因爲來回路很多，吉普車就在邊上放著，所以我也學會了開車，要到哪裏自己開車過去。當時香港通航的過境外航飛機很多，飛機維修這裏以前有間渣甸公司，中航建好機庫以後就全交給中航了[5]。中航的設備、技術力量比渣甸強多了。飛機日常維修有些東西是可以修，很多是不修的，找原裝新的換上去。好多東西規定了定期更換的，哪一個零件使用多少天，到期了不管怎麽樣都扔掉。維修需要的零件不能少。所以我們在香港還是發封telex給東京、關島問美軍要，美軍沒有就到美國飛機製造廠去要。

在我找到房子一個多月後，我老婆和大兒子坐船來香港了。公司也有很多貨物是裝船運來的。畢竟東西太多，無法全部安排飛機運送。船經過台灣時她們還住了一晚。我們一家在香港的生活習慣跟在上海英租界時很接近。我大兒子那時兩歲，我下班回家後會帶他去散步，從油麻地走到尖沙咀，再從海邊走回來。我們沒有請工人，家裏有小厨房，就在家做飯吃。每個禮拜天上午我會到半島酒店飲茶。那時候流行跳舞、打橋牌，我也會去。我在上海時有個小照相機，留了一些照片要沖洗，自己也學了沖洗技術，所以下班後我還會在家裏弄照片。由於工資高，東西都相對便宜，像彌敦道掛在外面的西裝，一百塊就能買一套了，若在上海做一套西裝得要三個月的工資[6]。錢花不完。那一段算是我工作生涯中最開心、最安穩的時間了。

不過當時香港衣食住行的條件并不如上海，上海人把香港叫成「小上海」，很多東西從上海搬過來。在香港這裡做衣服要找上海裁縫，理髮要找上海師傅，吃東西要找上海鋪子。因爲我家的這一片是新區，過去都是空地，房子在我們來香港前幾個月才蓋起來，所以買東西不方便，我連理髮店都找不著，有時候就在機場裏頭理髮。由於有很多新房子，從上海逃難來的電影明星也住這一區，比如說白光，我就見過很多次，記得第一次是快樂戲院開幕，她上臺唱歌。那時候新電影上映，會請電影明星上去唱歌的。

快樂戲院位於佐敦道最高的那棟樓下面，三、四年前才拆掉改成樓房。對比現在，佐敦道變化比較大，當年彌敦道從尖沙咀到佐敦道這一段比較熱鬧，而佐敦道往下就沒有什麽建築了，很荒涼。半島酒店對面是塊空地，一年一度的工業展覽會就在空地上舉行，記得那時候是第六屆工展會，有國貨展覽。上海街的變化少一些，買東西還是很方便。庇利金街26號的唐樓後來變成大達大廈，和我現在的住址只相隔兩條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