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慶利口述    姚楠訪問    姚楠、孔強生整理

兩航起義

之後我母親跟著我妹妹也來到香港。妹妹由於以前唸書就懂英文和日文，在香港找工作很方便，她碰到一個老同學，介紹進了日本東京銀行工作，月薪六百塊。她在香港結婚了，妹夫開了一間做進出口貿易的小公司。我父親一個人留在上海，照看家裏的東西，天潼路的家是兩層樓，有一次他從樓梯上摔了一下，以後就住院了，幸虧我岳父母還在上海，和我家也住得近，就由岳父母照顧他。妹妹懷孕要生孩子，請母親留下來幫忙，問我什麽意見，我也不好意思，那就留下吧。父親身體不好，後來母親想著女兒已生下小孩了，打算回上海，當時香港到上海還有船。走的那天我早上送她上船，誰知中午我回來吃飯，她也在家裏吃飯。原來那艘船沒有離開香港，船的航綫在台灣來的空軍轟炸範圍内，那次以後船停航了，她也就回不去了[1]。那時家裏人分開東一個、西一個，姐姐、哥哥在上海都成家了，不和爸爸住在一起，雖然我在香港生活穩定，還是很想回去上海，一家團聚。

大陸逐漸解放，大家都在傳説工作要不穩定了。中航公司有幾條出路：第一條是被蔣介石逼著到臺灣；第二條是留在香港，由於香港有很多飛機維修，可以成立維修廠；還有一條是比較少人知道的：中航有一個副董事長是美國老羅斯福總統的孫子（昆廷·羅斯福，Quentin Roosevelt），據説他有一份計劃，中航要搬到菲律賓。但1948年12月他乘坐的飛機在啓德機場附近掉下來，死了[2]。大家都在傳説工作開始不穩定了。臺灣，哎呀，這個地方不想去。香港那時候也不如上海，我們感覺不怎麽樣。菲律賓更不要說了，誰知道是什麼鬼地方，不去！雖然我知道國民黨之前把上海搞得亂七八糟、物價飛漲，我是真的想回上海。

我那時候太年輕才二十三歲，還是做著我原來的工作。不過我知道可以回去，因為有人來動員我了。材料課有一個和我很聊得來的同事，叫沈遠帆，也是上海人，一起從上海來到香港，跟我母親也熟悉。晚上加班後，他有時間就會到我家裏吃飯，一起聊天，説説上海情況如何。他問我想不想家，我也跟他說了家裏的很多事情，包括我很想上海的家，因爲我父親在那裏。我當時不知道他是來動員我回去的，後來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他說香港組織民航工會，叫我參加，工會是為我們好的。就這樣經沈遠帆的介紹，我第一批加入。

1949年9月11號，港九民航職工總會成立，開幕式在九龍城，大概有幾百人出席。現在工會已經發展有一萬多人了。我當時不知道工會成立與起義有關聯，以爲是普普通通的事情，簽了個名，現在那個簽名成了寶貝，職工會說我是創會會員，給了我特別會員証。其實我加入工會後去得很少，當年參加過幾次，因爲我不喜歡唱歌、跳秧歌舞，他們有時候會唱《東方紅》，很新奇。工會主席是外頭來的夜校教員冷雪山，現在才知道是黨組織派過來的，央航的樓閲棅、中航的汪企遠擔任工會副主席。

1949年11月9號兩航起義，凴良心説我這個二十來歲的人參與起義有關的工作很少，沒有起什麽作用，一是在起義書上寫了個名字，另外就是在機場裏開車巡邏了一個多月。兩航回內地的人員有幾千人，我是第一批。中航公司的機械員留下很少一部份人，畢竟飛機要維護，到後來要把飛機裏面的東西拆下來，人手不夠怎麽辦呢？工會系統裏招了一批人來做護產。他們是在我們離開以後才進來的，相當於臨時工，護產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們可以選擇回上海、天津[3]。説句老實話，如果不能回上海的話，我就不參加了。1950年我父親去世，留下一些事情沒有搞清楚，我一定要回去。1月份我帶著老婆和小孩一起走，母親留在香港跟我妹妹在一起。中航公司包了一列火車，那時相當於搬家了，一般會帶上自行車、最老牌的勝家縫紉機等大物件，帶汽車的大概是飛行員，不多。我們從香港坐車到深圳，在深圳有專人歡迎我們，還給了好多人民幣，我們再上車去廣州。那時候搭火車可危險了，由於跟臺灣打仗，鐵路停了幾個月，我們回去時剛開通不久，主要的幾條鐵路橋都被國民黨空軍炸毀了，用枕木搭起來，過橋時走得很慢很慢。火車是白天停駛，到山洞裏隱蔽起來，晚上再開車，有時候一停就是停一天、兩天，躲過臺灣來的飛機。火車從廣州到上海走了五天五夜，途經浙江衢州等地。

回到上海後我以爲自己還在中航公司，結果一下子成了民航局的人（1950年上半年兩航併入軍委民航局）。民航局給回去的這一批人組織了學習班，那時還沒有上海分局，我們每天就上班一樣跑去南京路的新世界飯店[4]。學習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談天、唸報紙，聼他們說時事，有時候講一些東西老實説那時候我們都不懂。民航局派的人叫我當小組長，一組有十幾個人。我記得最特別的是要改掉説話洋裡洋氣、插一句英文的習慣。誰這麽說一句就要罰多少錢，慢慢地大家都改過來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民航局上海分局成立，在淮海中路找了一座很好的舊大宅，我們也就在那裏學習了。

民航局照樣給我們發工資，錢不少，一千塊人民幣。上海的市面比較冷清，沒香港這麽多人。回到上海後一雙皮鞋大概幾十塊，我口袋裏有上千塊，大手花也花不完，東西好像無價了，所以我對上海的印象很好。我們住回天潼路的家，父親過世我沒能見到最後一面，他走時五十多歲，葬在上海公墓裏邊。

天津

從香港拆下的那兩千多箱器材分三批、從海路運往天津，負責押運的中航人員裏有好幾個是供應課的。半年以後船抵達天津，在港口卸貨，器材有專用道運往天津張貴莊機場。那時任務很緊張，除了已在天津的人員，民航局又從上海調了一批人：通知原來供應部門、還有其他部門在上海學習的人都到天津，大家一起弄。我原本打算一輩子留在上海，不願意去。最後去是因爲民航局說用半年時間把那批器材清點完畢後，我們就可以回上海了。

1950年6月我到天津，在張貴莊機場負責清點航材：原來打包好的箱子上面寫了東西有幾件，我拿出來看對不對，對的話再按原來的順序另放。機場裏有一個小倉庫，器材像超級市場那樣重新擺起來。張貴莊機場計劃要修建一個航空基地，當時已開始動工，房子也都修起來了。民航局天津分局在鎮南道買了一座過去軍閥的住宅作爲員工宿舍，很大很漂亮。後來我的家屬來天津，於是我跟同事潘志成到馬場道買了個四大間的房子，大家都是一房一廳，連起來，兩家住。晚上我們一起打撲克，打完就來一桶大閘蟹。天津的大閘蟹不貴，兩塊錢一桶，隨便吃，感覺留在天津也不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