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徐承基先生口述訪談(五）
徐承基口述 姚楠訪問 夏沛然、孔強生整理
兩航反正
到了香港以後好多地方都解放，能夠飛去的城市越來越少。到了11月9日。有十二架飛機要北飛起義了(1)。北飛的前三天，我的一個鄰居侯鏡熹問我去不去北京。這時候我太太剛生完第二個孩子。我跟侯鏡熹講：我太太說不能去啊，她一個人在香港沒辦法生活。所以我就沒參加北飛。侯鏡熹也沒參加，因為他的家在上海。
接著我們全體飛行人員在九龍半島酒店集合，起義組織者之一華祝（時任中航工務長）講話，鼓勵我們簽名擁護起義。我們幾乎都簽了。簽名以後，就陸陸續續一批批地回來，也有簽了名沒回來的(2)。
我是空勤，跟地面很少聯絡，不知道情況，還是一個人過我自己的生活。我在香港的遠東航空學校學習飛行，花了幾千塊，考取了香港政府頒發的私人飛機駕駛執照。業餘時間我就叫些朋友來乘飛機，遊覽遊覽，看看香港。你花六十塊錢，我幫忙付給俱樂部，完了你上飛機，坐我後頭，綁好降落傘，我飛上去，在香港上空遨遊, 一小時後下來。這是很美好的回憶，我那時候才二十六歲。
我還留在香港的中航公司。後來因為我兒子有病拉肚子，請了一個月的假，２月２８日是最後一天。等到銷假的時候，我根本就沒看日曆，去銷假那天以為是２月２９日，其實已經是３月1日，就這樣逾假一天。辦事的人叫華鳳翔（時任供應課課長），他堅決不讓我銷假，說我算是自動辭職。我嚇一跳，跟他們吵起來了。出來了以後就碰到陸元斌，是組織兩航起義的一個地下黨員(3)。我就把情況告訴了他，過假期一天就算什麼自動辭職，太不講道理了。陸元斌叫我寫報告，我就寫了交給他。過了幾天以後我到辦事處，人都不見，給我一個條子：因過假一天，「礙難違章破例，按自動辭職論」。
這給我一個很大的打擊。追究原因，是因為我這個人沒有覺悟，簽名起義以後也沒有跟公司很好聯繫，兩航組織的活動我都沒有參加，也沒人找我談話，做我的思想工作。我的一些老朋友都是陳納德的航空公司CAT（Civil Air Transport，民航空運隊）的(4)，比如救過我一命的Ernest Wu和他下面的空中服務員關汝錚，Harry Kwan，我仍然跟他們來往很密切，沒有斷過。因此公司就不想要我了。
從香港到重慶
我手上還有點錢，生活沒問題，就這樣在香港混了半年，慢慢也混膩了。6月朝鮮戰事爆發，陳納德的航空公司給我發來聘書，我沒有去。我因為在香港沒有事，到書店看書看到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人民民主專政》，思想有了改變，就想回到起義隊伍裡面來。
在香港家中的徐太太和子女，徐先生拍攝，1950年6月
我給飛行報務員訓練班同學唐少剛寫信，說明我現在的情況，想要回國，怎麼辦？他代表組織回信說，只要你人自己回來就好說話。唐少剛比我大五歲，原來是大學三年級的，後來在烏魯木齊民航局工作，十年前去世了。於是我馬上親自回來，還把家眷帶回來。
1950年8月14日我離開香港，坐船到澳門，再坐火車到廣州，經過武漢，8月22號到了天津。回到天津再打報告，經過審批， 10月15日批准我參加軍委民航(5)，這就歸隊了。後來我母親知道我回天津以後，她也來了，還從上海把我的弟弟也帶來了。我們就一家人住在一塊。
我回到天津，已經算是軍委民航飛行報務員。工資待遇四百斤小米。四百斤小米，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那時候沒靠那些工資，還是靠我儲蓄老本，從香港回來還剩了一點錢，我留在上海還有二兩黃金。一兩黃金一百塊錢，那麼剛好接上，沒有困難，維持了生活。
回來以後，抗美援朝開始。天津靠近東北前線嘛，民航於是把所有飛行員和飛行報務員以及他們的家屬，全部空運到重慶。10月我到了重慶西南民航局，1２月開始，重新評定工資。因為我的技術可以，被評定為行政級別二十級，技術級別飛行報務員也是二十級。可是有些人眼紅，說我回來晚了，怎麼能夠評二十級，就打報告到政治部。政治部派人問我，有人對你有意見，你回來晚，給你評二十級太高了，應該評二十三級。我這人也沒腦子，就答應改為二十三級，吃了點虧。我二十三級，每個月拿一百七十塊，也不錯了。當地普通工人幹部的工資大概就三十塊左右。
到了重慶以後，我們都是國家的寶貝，住在大東招待所。吃飯怕人家下毒，飯堂由紅軍負責，每頓飯四菜一湯，一般都吃不完。開大會的時候，我們坐在大禮堂的前三排。逢年過節發月餅，處長科長給我們敬酒。好得不得了。就是沒什麼機會飛行，從1950年到1952年兩年才給我飛了兩次貨機，一次飛上海，一次飛西安。天天集中學習，改造思想。我志願報名，申請參加抗美援朝。領導可能是考慮到我是有家小的人，沒有批准，但是我愛國的意思到了啊。還捐出身上那些貴重用品，派克鋼筆都捐出去。我錢都用光了，否則我也會捐錢的。
雖然評級時被連降三級，我還是無所謂。工資一百七十塊錢，我吃飛行灶三十塊錢，我的母親和愛人是十六塊錢伙食費，吃的是小灶。我有兩個小孩，還有個弟弟，一個人一月是九塊錢吧。一百七十塊這麼算下來，還有剩餘。我另外還給我母親一個月二十塊錢做零用。我母親喜歡喝點酒，抽香煙。她是資產階級買辦家庭出身嘛，還常買些糖果、巧克力、花生米之類的零食，很會享受生活。我自己一錢都不花，都交給家裡，由我母親當家。
從重慶到北京
1952年民航局開始整編，從空軍派來一個處長主持。整編可厲害了，我們在重慶包括正駕駛、副駕駛和飛行報務員一共有六十個飛行人員。正副駕駛三十幾個，其中有舒壽祺，飛行報務員有二十幾個(6)。整編下來，要去掉四十個人(7)。我也被整下來了。我還算不錯，把我調到成都鳳凰山空軍機場民航電臺，當地面報務員。在成都幹了半年，大概因為生活習慣問題，工資比較多，思想也沒有改造好，我的愛人還穿旗袍、海富絨大衣。我呢，還穿美軍制服和原來的飛行制服。空軍那些同志看不慣我們，向上面反映以後，就把我調回重慶。
回到重慶已經是1953年3月，從那時一直到1954年1月，天天政治學習，改造思想，交代歷史。後來重慶學習隊的政委，有這麼一句話：你們在重慶學習八個月以後，覺悟提高啦，思想是有所改變，這是很好的現象。但是呢，還要繼續學習，現在把你們送到天津民航政學大隊，繼續改造思想。我在天津一直學習到1956年。經過思想改造，我自己也認為有很大的轉變、提高。我個人的歷史，不掩飾自己的隱私，完全徹底地向組織交代清楚，得到政學隊的肯定。
1956年把我調到中國民航總局建港工程處，參加兩個月的土木工程學習。學習完畢，把我派到首都機場，負責土木工程質量管理。名稱是質量控制站，實際上是一個小組，我擔任控制站站長。從1956年一直幹到1957年，這工程就完工了(8)。這期間有兩次工作評比，上半年和下半年都給我評先進，發獎。這一年裡邊，還有個紅旗競賽，我那個組得到頭名，得了獎旗一面。
後來民航局要在飛機場建設電臺，需要培養一批無線電機械員，所以1957年就把我調到天津民航訓練大隊，學習無線電機務，學了十個月。反右的時候，我們正在輪訓學習，隊裡沒有開展運動。我從來不看報紙，也不談政治，埋頭學習技術業務，學習成績還可以。到學期畢業分配工作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喜歡看報紙，發表言論，講了些話。結果說他有右派言論，沒有給他分配工作，調到上海去養豬。我還不錯，1958年首都機場電臺建成了，分配到西郊發報臺當無線電機務員，負責發報機的維修。
大躍進搞革新創造，我們電臺裡有一個同志搞技術革新，提高了工作效率，得了革新創新獎。我自己琢磨琢磨，搞了發報機故障自動交換，也給我發了一個合理化建議獎。主機出了故障的時候，它就能一下子把那個交換到備用機器上面，完全自動的，中間不需要人工作業。我還帶了徒弟，這些徒弟都是民航學院的大專學生。1959年北京管理局通信科還展開一個六好紅旗競賽，我被評為六好紅旗手。通信科有一百七十多個人，紅旗手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另外一個是共產黨員。北京航空站裡有一個光榮榜，我的相片都登到光榮榜上了。我愛人1958年起在民航子弟小學當老師，教語文和音樂，1960年也被評為先進工作教師。
因為我當了六好紅旗手，1960年北京管理局中心發射臺的臺長吳振聲看中了我，要把我調到他的發報臺去當值班組長。中心發射臺也是發報臺，但地位高一點。有三十多個職工，百分之九十幾的都是黨團員，只有我這麼一個黨外人士。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也得到肯定，被評為五好職工。但是我這個人講話太隨便。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都在挨餓，我有一天在食堂裡邊講：現在這怎麼搞的，吃的東西不頂餓，還沒到時間肚子就餓了。結果人家就認為我有不滿情緒。有一天開會的時候，有十幾個人叫我交代思想，問我為什麼不滿，為什麼講這樣的話。我說我的確是肚子餓，就講出來了。我不低頭，那個會就不歡而散。
後來我得肝炎，休息了兩禮拜。臺長就說，你在這個地方工作太辛苦，就把我調到導航臺去了，不用熬夜。導航臺是給飛機導航，外面的飛機快到北京機場了，要把導航臺打開，引導它過來降落。1961年我到導航臺當無線電機械員，63年升任機械師，機械師屬於技術幹部，行政級別二十級。那個時候開始搞四清運動，民航所有的人通通要接受審查。因為我的岳父母和小舅子都在台灣，結果說我有海外關係，就這樣把我清洗出民航(9)。因為我的海外關係，一般都不想接收接收我。沒人接收怎麼辦？只有把我下放去安徽省懷遠縣縣城，一個很小、很窮困的地方。聽說還給了錢，人家才肯接收。
1965年下放前攝於北京
(1)1949年11月9日，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合稱兩航）十二架飛機由香港啟德機場飛往已解放的北京和天津，兩航總經理等隨行。次日報章刊登了兩航在港大部分員工的「起義宣言」。大陸稱之為「兩航起義」，台稱「兩航事件」。
(2)1949年兩航在港反正員工約二千五百人，次年陸續返回大陸的約一千七百人。見「民航總局黨委關於落實兩航起義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1980年11月10日。
(3)陸元斌（1917-2009），江蘇揚州人。1936年考入中航任報務員，1938年10月秘密加入中共，曾飛越駝峰。返回大陸後曾任民航局機航處飛行報務主任、電信處報務科副科長、通信操作科科長、通信導航處副處長、航行局副局長、航行司顧問等職。
(4)1946年已退役的陳納德等集資創辦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航空運輸隊，次年改為交通部民航局直轄航空隊（簡稱民航空運隊），主要協助救濟總署戰後運輸和承包軍用空投。五十年代在台改為民航空運公司，曾和中央情報局合作，六十年代末結束營業。
(5)1950年11月，北返的兩航被併入軍委民航局，該局行動由空軍指揮。1952年民航局改歸空軍管轄，1954年後雖曾復歸國務院和交通部，但仍由空軍分工領導。1969年再劃歸空軍，至1980年方完全脫離空軍。大陸民航受空軍管轄或領導前後長達30年。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民航事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70頁。
(6)見本會舒壽祺先生訪談，刊《傳記文學》2015年5月號。當時中航飛行人員除在重慶外，尚有在其他各地者。
(7)1952年5月在尚未結束的朝鮮戰爭影響下，民航局改歸空軍管轄，按以國防為優先的原則進行整編。其所屬工廠、學校等改歸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等部門，下屬員工人數由7,870人減為2,244人，減少近七成；飛機部分劃交空軍，由66架減為32架，減少約五成。見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當代中國的民航事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7-48頁。
(8)當時因北京西郊機場系軍民兩用，無法擴充，乃擇地另建較大型的民航機場，1954年被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北京首都機場於1955年開始建設，次年全面開工，1957年底完工。
(9)當時管轄民航的空軍上層多屬林彪嫡系，路線偏左。1950年兩航在港員工陸續返回大陸的約一千七百人（隨行家屬約二千五百人），另在大陸留用的員工約一千三百人，合計約三千人，其中大部分被分配在民航局工作。由1952年整編起，民航的原兩航人員多被調出或併入其他部門，至1965年僅存586人，1980年九月為416人。見1980年11月10日「民航總局黨委關於落實兩航起義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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