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徐承基先生口述訪談(三）
徐承基口述 姚楠訪問 夏沛然、孔強生整理
1943年1月我趕到成都空軍機械學校，到學校時已經開學一個半月。我知道我不能掉隊，必須好好學習，非常用功，成績比較突出。尤其是英語，我英語是全班最好的。我是器械油彈管理士訓練班第二期，訓練班一共三個班：械彈班、器械班和油料班。訓練八個月以後，畢業了。我居然是械彈班的第一名(1)。袁國柱是器材班的第一名，貴州人；都潤蓀是油料管理班的第一名，現在還在成都，他比我還大一歲。畢業典禮非常隆重，全校一千五百人學生，成都裡邊空軍士校學生代表，空軍通信學校、空軍幼校也通通來參加(2)，畢業典禮主持人是航委會主任周至柔。三個班的第一名在軍樂中登上主席臺，周至柔一一握手！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雲南霑益
因為是第一名畢業，算是比較優秀的人才，我和袁國柱、都潤蓀三個人被派到雲南霑益的空軍第四總站工作，去獨當一面(3)。第四總站在霑益縣城裡，人很多，有管理機場，有維護設備、器材、汽油的 。我負責管理一個彈藥庫，在一個丘陵上，大概有二、二百米高，離縣城大概有兩公里，前面就是飛機場。彈藥庫原來是個廟，四周圍都是很高的樹林子，主殿有一個很高很高的琉璃大佛像，和尚住在我的隔壁。我住在樓上，樓下全部是彈藥，裡面有步槍、手槍、機關槍和飛機的機關炮彈。我的軍銜是下士，是最低的的士官，可是我還有個勤務兵給我挑水、買菜、做飯。我的上司是個少尉，是我們機械學校的學長，和我很好。
就讀空軍機校時的徐先生
這是一個備降站。主要降站是在昆明，飛機作戰以後下不了昆明機場會到霑益，如果需要彈藥到我這裡補充。平常沒什麼事可做，我幹了一年，只給十四航空隊中美混合團提供過幾次彈藥，太閑了。
附近有個美國空軍招待所。那時候我跟美國兵來往，沒什麼隔閡。大家背著槍出去打獵，比賽射擊，械彈庫有的是子彈。我請他們來吃花生，他們請我到他們招待所那裡去看美國電影，還送我美國雜誌，這都對我的英語口語能力有幫助。那裡晚上有美國和中國飛行員跳舞，穿的衣服是短白毛領，神氣得不得了。我不想再當械彈管理士了，我也要當飛行員。
加入中航
1944年8月，我請病假一天，坐火車到昆明巫家壩飛機場空軍官校招生處，去報考留美空軍飛行員。但是招生處的教官沒來，一直等到下午三四點鐘，怎麼辦？突然遇到空軍機械學校的一個同學吳堯，他告訴我，中航公司正在招收第一期飛行報務員。於是兩個人坐了二十分鐘馬車趕到中航公司辦事處，那是報名的最後一天。報名需要高中畢業證明，我正好有一張。說起來這是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將軍的功德。我們這些流亡學生到金華時，高中都沒有畢業。顧祝同為了照顧這些學生，每人發給一張高中畢業證書，為大家提供了方便。我就憑這張證書，身體檢查、筆試、口試連過三關。身體檢查是按照飛行人員要求。我才唸了兩年高中，數理化不行，可是我的英文比一般人大概要好一點。中航公司就是看中我的英文，取了！我同學沒考上。
我考取的是中航公司第一期飛行報務員訓練班，以後辦的五期都是培養地面報務員(4)。1944年的時候，完全是靠從印度汀江到昆明的駝峰空運，運輸軍用器材、物資，來維持抗戰。這條駝峰空運航線人稱死亡航線，從1942年開始，已經有大量的飛行人員犧牲了，需要人補充。我們就是補充的人。
我們進去以後，學習了一個月，中航公司又摔了兩架飛機。一架飛機上基本上有三個人：一個美國人機長，兩個中國人，一個是副駕駛，一個是飛行報務員。飛機一摔下去就找不到了，下面都是荒山野嶺，山溝溝裡邊沒有人煙的地方 。報務主任董繼匯馬上拿來一疊合同。上面講得很清楚，這條航線是維持抗戰的，天氣惡劣，還有日本飛機襲擊，風險很大，為了以後有些事情好處理，所以簽這個合同；萬一出了什麼事，撫恤金是五千塊美元，領取人的名字、地址，都詳細寫清楚。全班一共三十三個同學，合同發下去以後，只收回來十份。我簽了合同以後很開心，我已經是駝峰飛行報務員了。沒有簽的還是學報務，學完以後在地面幹。
徐承基先生1944年攝於昆明
訓練時間是六個月。學習的主要課程就是發報和收報。訓練時每人發一個發報機的key（電鍵），滴滴答，一天到晚在那裡練，天天練。上課的時候老師坐在前面，二個同學一個拿支筆，他發報你收報；練習一陣子以後，你發報他收報。因為機長大都是外國人，以美國人為主，我們必須能夠跟美國人溝通。第二門課程是英語，老師是西南聯大的一個教授，偶爾也有幾個公司的美國人來上課。第三門就是英語口語，在課堂上，大家只能用英語對話，不許講中文。第四門是無線電學，第五門是電工學。還有一門氣象學，學氣象觀測，低雲、中雲、高雲（雲按高度分為以上三種）、雷雨雲等等。
因為招考的飛行報務員必須能夠用英語與美國人溝通，考取訓練班的同學百分之八十幾都是大學生。高中畢業生沒幾個，我這個高中二年級，獨一無二。這些大學生有大學四年級的、三年的、兩年的，而且來自五湖四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泰國，還有國內的。我文化最低，年齡最小，學報務的時候坐在第一排，對面是一位郭老師，離我很近，他對我非常瞭解。
和我坐一條板凳，在我左邊的那個同學叫楊其達，CT Yang，是陳達禮（中航正駕駛）家裡的親戚(5)。他邀請我到他家裡去，他的姐姐教我跳舞。我沒有接觸過女性，也從來沒有跳過舞，記得我太緊張了，腿發軟抽筋了。後來條件好了，我在福州繼續學，學會了什麼華爾茲、fox(狐步),三步、四步。楊其達非常聰明，是訓練班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才進來的，也能趕得上，結果也畢業了。
坐我右邊的是香港來的莫華煦，Fred Mo，學無線電專業的，和我很要好。後來我到了香港，他常來我家串門。我太太把妹妹容愛仙介紹給他，他們一見鐘情，不久就結婚了。他祖父是香港很有名望的太平紳士，媽媽是混血兒，在昆明美國空軍基地裡邊工作，我見過。兩航起義後他沒有回來，後來在香港警察局工作。
莫華煦夫婦1980年攝於香港
簽了合同的十個同學，除了我、楊其達、莫華煦，有孫伯英, PY Sun，上海人，已經大學畢業了，原來是中國茶葉公司（中國茶葉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由實業部發起籌設）裡邊的一個會計；羅裕餘，YY Lo，廣東人，大學三年級學工程的；羅少剛，廣東中山人；霍熒晨，香港人；張瑞良也是香港來的，原來是消防員。卞文鈞，上海人；還有張沛然。我們平時都叫英文名字，大家叫我CJ。
訓練班包吃包住。我們三十三個同學都住在昆明西壩的宿舍，那裡很大，有一個大院子和三四間房子，房子裡都是上下鋪，我住上鋪，下鋪是熊文忠，對面是孫伯英、王任，和我同寢室還有卞文鈞、盛怀湯，馬來西亞的Michael，姓陳，原來是大學三年級，新加坡的David，姓林，大學四年級學醫的。訓練是在太和街中航公司營業處樓上，離市中心很近，每天早上走半小時去那裡上課。吃飯也在營業處樓上，有四菜一湯，相當的好。
八月份開學，九月份簽字，1945年2月畢業。畢業的時候不是一起的，是一個一個地派出去，分配到各個地方。因為教官瞭解學生，如何分配是由教官決定。第一個分配出去的王星樓，他本來就是報務員，算是重新訓練。第二個就是我，徐承基。我在班裡面算是拔尖的。可能是看我的成績。我的收報發報自己覺得很有信心，老師對我也很欣賞。但我沒有分配上飛機，反而留在昆明電臺，在那裡值班。當時國內電臺也不多，只有昆明、成都、重慶幾個地方。後面陸陸續續，另外三個同學也被派到昆明（當時駝峰航線主要終點）電臺。
有些英文好的，被派往印度汀江（駝峰航線起點）電臺。其中有莫華煦、羅裕餘、孫伯英；還有Michael、David，他們二個抗戰勝利後就回家了。
昆明電臺是中航的總臺，和印度汀江電臺直接聯繫，還要和成都、重慶和空中的飛機聯繫。臺裡都是中國報務員，老的一般都有三十、四十多歲的，我才22歲，在班裡邊是最年輕的。電臺有五、六臺收發報機，每個報務員前面一臺，我們按臺長給的電報紙發報，接收對方的電報交給臺長。能獨立工作的報務員就是及格。因為飛機是不停地飛，一天二十四小時分三班，八小時一班，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四點到半夜十二點，十二點到八點。
從2月到6月，中航又摔了幾架飛機，平均每個月一架 。有一天我半夜十二點鐘上班，大概兩三點鐘的時候，有架飛機跟我聯繫，後來就再也沒有，失掉聯繫摔掉了。
因為有飛機失事，就陸續派報務員上去補充。我們上飛機是按年齡排的，年齡小的排在後頭，因為年輕就叫他上去，他還沒活夠呢，是吧？有三個老報務員先上了飛機替換，第一個上去的是寧家森，他那個時候已經三十多歲了；第二個上去的是陳流萍，接著第三個上去的叫周丕顯。眼看就要輪到我了，突然８月15日日本人無條件投降。好了，駝峰航線很快結束，我就不需要上飛機了。
以前都講：「完成抗戰大業，光明就在前面，勝利就是明天！」（徐先生哼唱該句）（6）。抗戰勝利那天，忽然聽到消息，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放鞭炮慶祝，乒砰啪，乒啪啪，響得不得了。我從來不喝酒，那天太高興，去買了一瓶果子酒，咚咚咚半瓶喝掉。果子酒也是酒啊，這時我就覺得暈頭轉向，站也站不住了。到了電臺裡面，大家高興得抱了一遍。 太激動（徐先生拭淚，沉默良久），沒想到真是勝利了。不容易，犧牲了多少人啊！
（1）空軍機械學校1936年創辦於南昌，抗戰軍興後內遷成都。該校當時除高級、正科、初級等班外，還設有器械油彈管理員、管理士訓練班，分別招收高中、初中畢業生。
（2）當時航委會下屬各空軍學校，除空軍官校外皆內遷成都附近。
（3）1935年起，空軍陸續在各空軍基地地設立總站，管理機場、飛機、氣象通訊、油料械彈補給等，抗戰軍興後屢有增併。第四總站1943年6月由昆明遷霑益，勝利後撤銷。
（4）1929年中航的前身中國飛運公司架設了中國第一部航空專用電臺，1937年新購安裝有收發報機的DC-2等新式飛機，開始對空無線電聯繫。因人員缺乏，中航先後開辦六期報務員訓練班培訓，前五期畢業者合計約百餘人，其中任地面報務員的有92人，約佔公司報務員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5）楊其達為陳達禮兄長陳達仁（也是中航駕駛，後轉入中央航空公司）的妻弟。楊其達、陳達仁勝利後先後失事遇難，陳達仁妻子楊紹彝一家約1949年移居香港。見陳紹曾口述、孔強生訪問整理〈駝峰勇士：我的父親陳達禮〉，刊《傳記文學》2017年七月號。
(6) 《三民主義青年進行曲》歌詞末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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