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徐承基先生口述訪談(二）
徐承基口述 姚楠訪問 夏沛然、孔強生整理
我們三個在靈隱寺結拜為兄弟，我歲數最大是大哥，譚壽齡老二，在上海沒來的同學算是老三，梁天逵最小，是四弟。在杭州住了一個星期，然後冒著生命危險，坐了幾個小時的卡車到餘杭，中途經過三、四次日本鬼子的上下檢查。
餘杭是游擊區。原來說到了那裡有人接待，把我們送到金華，結果沒有。在餘杭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發現日本兵在來回巡邏，我說這地方不能久呆，我們就步行離開。剛走出去十五分鐘，就聽見日本鬼子機關槍噠噠噠噠往外掃，遠遠看見國軍往裡衝，打起來了。那是我們第一次看見中國軍隊，都高興得跳起來大叫。
我們在冰天雪地裡走了很長時間，才到了一個旅館。晚上有人來查戶口。起先他們認為我們是漢奸，因為我們拿的是日本人在上海發的良民證。接著我們拿出了學生證明，說我們是上海來參加抗日的學生，他們才相信，把我們放了。然後我們坐船到了蘭溪，過一晚上再坐火車到了金華。
我們在金華的基督教青年招待所住了兩個星期，那是給流亡學生住的。上海到金華的學生有一大批，叫做「上海五百有志青年」。其中梁天逵的表哥陳文藻已經考取了成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還有好幾十個從上海到金華去的學生也考取了。我於是就決定不參加那個軍訓學生進修班了，同梁天逵從金華到江西上饒去投考陸軍軍官學校。我要當軍官抗日。譚壽齡不想當軍官，仍然去進修班，以後就沒有聯繫了。
1942年2月徐先生抵達金華後留影，時年十九
到了上饒，就住在接待流亡學生的三青團招待所。住在裡頭的通通都是流亡學生，第三戰區的大概一共有好幾十個。有八個從上海來的學生都考取了軍官學校，都是廣東人。我們很要好，沒事的時候就在街上散步遛彎。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突然遇到一個穿呢子服裝、戴呢子帽、拿著拐杖的官員。有人喊：「立正！敬禮！」我毫無準備啊，就愣住了，沒敬禮。那個人跑過來說：人家都敬禮，你為什麼不敬禮？我說我不認識你啊，敬什麼禮呀？我這個人的性格大概就是這樣，不知天高地厚。那人說：你小子，你以後會認識我了。好了，三天以後，我報名考試，一看，我的天老爺！主考官就是他，這回凶多吉少了。硬著頭皮過去口試，他二話不講，拿出兩條數學題叫我做。我才高二，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數學題，我說我不會做。不會做你下去，就這樣把我淘汰了。口試給我做數學題，不是有意難為我嗎？梁天逵也是少爺出身，像是個小白臉。考官一看他就說，我們陸軍帶兵的，你這個小白臉能帶兵嗎？也把他刷下來了。
沒有考取，從3月起就繼續住在上饒的三青團流亡學生招待所。在招待所裡基本上就是住、食，只上過兩堂課，講〈大學〉、〈中庸〉什麼的八股。有一天，來了一個國民黨中將鄧文儀（時任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讓幾十個流亡學生集體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不用申請，集隊，講完話之後每個人發了一個臂章、證件，就是三青團團員了。
住到5月，梁天逵的表哥是被錄取的陸軍官校學生，有好幾百人要列隊從江西步行去成都。他送禮給那個隊長，請他同意讓我們同行。就這樣我們跟著隊伍行軍去成都。他們穿著軍裝，有個方的布章，寫著「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九期新生」。我們兩個人穿著三青團發的綠色軍裝、皮帶、綁帶，掛著個圓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五百有志青年」紀念章。
第一天走二十里，第二天四十里，第三天八十里，走得腳上起泡。走幾天休息一下，又繼續走。有一次一天走了一百零八里。早上天不亮就走，走到晚上天黑，非常艱苦。我們帶的錢早花完了，身上沒錢，就吃軍校的。早上吃一頓以後，中午沒飯吃，晚上到了地點再吃晚飯。我們吃人家剩下的東西，他們吃剩下的才給我們吃，沒有剩的就沒得吃。
從5月6日每天這麼行軍，整整走了一個月，從江西走到湖南，人都瘦了一圈。後來有一天在湖南淥口休息，我看到一張報紙上有空軍機械學校在桂林招生的廣告，非常高興。因為要繼續往前走的話，還要到貴州，再到成都，大半路程還沒走 。而且還要吃人家的飯，我覺得身體已經有點吃不消了。如果是去桂林，可以從淥口經過衡陽，坐火車就到了(1)。所以我決定不去成都。梁天逵有表哥照顧，仍然去成都。後來改名梁耀傑，是輜重部隊的運輸隊隊長，1949年到了台灣。
桂林遇到善心人
我一個人坐火車到衡陽，再到桂林。一到桂林，過幾天馬上考試，數理化加英文，考得很順利，體格也檢查了，及格。這一次口試、筆試、體檢連過三關，我充滿了信心，就等放榜了。
可是到了桂林以後，我沒錢了，就把行李、大衣、羊毛毯子、毛線衣拿去拍賣行賣掉。賣了以後，連吃帶住，大概十來天吧，又用光了，到後來沒飯吃了。日本飛機天天來，上午來，中午來，晚上還來，整天在逃警報。
到了桂林我就住在一個社會服務所，是大通鋪，一個床鋪兩塊錢，男女不分的。住客來自香港、馬來西亞、緬甸、泰國等地。我旁邊是一個中年婦女李太太，三十多歲，帶著三個小孩。她的丈夫叫李中奎，是一個會計，上海人，她是廣東中山人。老鄉見老鄉啊，一見如故，很親切，很談得來。住了幾天以後，她的丈夫找到房子就搬出去了。
那裡什麼病都有。就在那個時候，我一下子得了痢疾、惡性瘧疾、傷寒三種病。服務所的那些人看見我一個人生病臥床，沒錢交房租，飯都沒得吃，也不忍心把我趕出去，就讓我待在那個地方。每一天打兩次擺子，就這麼整整打了七天，沒東西吃，完全靠喝水，到了後來連喝水的力氣都沒有了。
到了第七天，日本飛機又來了，我想我今天差不多了。那個服務員看見了，知道我大概要死了，說你今天不能待裡邊了。你在門口鋪張席子，就在那休息吧。我剛剛站起來，眼睛發白，一下子什麼都不知道，暈死過去了。等我醒過來，已經躺在床上了。那是一個香港難民學生，叫唐天成，他救了我。我說你這個人為什麼這麼好，來救我，我們大家素不相識啊。他用英文講：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的意義在於奉獻，不在索取。他是一個基督徒。他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沒有他這種仁慈、博愛，我就沒有今天。他說，你沒吃東西吧？就馬上給我買了藕粉，說你不能吃東西，只能吃液體、半流體。一大缸藕粉，我就把它喝完了。接著叫了個黃包車，一口氣奔到郊外。到了郊外以後，他說你好好休息，我過幾天再來看你。臨走的時候他給我五十塊錢。我用那五十塊錢，付房租，喝粥、喝菜湯每天花三塊錢就夠了。我這麼熬了大概十幾天，他又來了。問我怎麼樣，好不好啊？說你可能有點好轉了，又給了我五十塊錢。我太感激他了!
救了徐先生一命的香港學生唐天成
我熬了一個月，沒看病，傷寒自己好了，肚子也不拉了，可是瘧疾必須到城裡去看醫生。我的錢又用得差不多了，以後怎麼辦呢？招待所旁邊有一個小鋪子，也就這麼八平方米吧，是一對香港的難民夫妻開的，他們沒有小孩，我在他們那裡每天吃稀飯。後來錢沒有了，他們很同情我，說你賒賬吧，所以我吃飯沒問題了。
有一天，我進城走過一個橋，碰到以前見過的廣東老鄉李太太在河邊洗衣服，她見到我之後大吃一驚：哎呀！你以前身體這麼好，怎麼現在變成這樣子？就邀請我去住在他們家空的閣樓裡。我先在香港難民夫妻的小店賒帳吃了兩個月的飯，後來李太太乾脆就讓我在她家免費連吃帶住三個月。
看瘧疾是找到藍十字會的一個醫生叫王谷夫。我告訴他我已經考了空軍機械學校，但是等發榜等了好幾個月，現在沒有辦法。他很同情我，不收錢給我吃奎寧丸，把瘧疾治好了。又說你身體這麼壞，經不起在路上的顛簸，給我吃補藥。吃了十幾天以後，他乾脆給我打葡萄糖針補充營養，每天100cc，身體恢復得很快。那裡的護士叫徐汝雲，也好得不得了。打葡萄糖要先加到體溫的溫度，她天天給我溫葡萄糖，消毒打針。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個考取空軍軍官學校的華童公學同班同學，他看我這樣狼狽，給了我一百元。我趕緊去找香港夫妻小店還清了欠賬。
從6月到11月，在桂林大難不死，死去活來，就這樣支撐了五個月。到後來發榜了，我考取了。那時候成都交通不便，桂林又被空襲，發榜耽誤了。拿了路費，我馬上買一些好吃的東西，送給李太太。太感謝她了！
(1)湖南淥口在粵漢鐵路的株洲至韶關段上。抗戰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即趕修湘桂鐵路，其中衡陽至桂林段於1938年建成通車，為當時後方運輸重要幹線。粵漢、湘桂二路在衡陽相接。
未經本會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