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徐承基先生口述訪談(一）
徐承基口述 姚楠訪問 夏沛然、孔強生整理
按語：
徐承基(C. Johnson Hsu)先生原籍廣東中山，1923年生於上海，家境殷實，曾目睹一二八和八一三之役時日軍在滬暴行。珍珠港事變後，不甘在日軍鐵蹄下苟且偷生，和三位堂兄先後投筆從戎，輾轉前往內地參加抗戰，其中二人犧牲。徐先生在成都空軍機械學校器械油彈管理士訓練班畢業後，被派往雲南霑益空軍第四總站。1944年考入中國航空公司第一期報務員訓練班，準備飛越駝峰，在同班同學中年紀最小。
勝利後徐先生往福州設立電臺，1948年參加太原、徐蚌等地空投和空運，後隨中航撤往香港。1950年攜眷返回大陸，1952年起由空勤改任地面工作，1965年被下放安徽懷遠。文革後獲平反返京，2024年3月安祥離世，終年101歲。
本稿是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為中國飛翔：中國航空公司與香港（1937-1949）」項目的系列訪談之一，據2018年8月在北京徐先生寓所的訪問和2019年4月至10月的多次電話補訪整理，已經徐先生審閱。紀年皆為公元，括號內按語、附註為整理者所加，照片除註明者外，均由徐先生提供。本訪得到了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托的慷慨資助，特此鳴謝。感謝陳紹曾先生多方協助聯繫，吳振鋒、黎子銘、翁佳茵、阮穎詩、林博、楊琳整理錄音，孔麗麗掃描照片。
家庭概況
我是廣東中山人，1923年11月在上海出生，住在虹口聯安里（現虹口區天潼路242弄）24號。爸爸徐惠廉，William Zee，上海話「徐」唸「席」。他是上海遠東商業專門學校畢業的(1)，在中英合辦的開灤礦務局的上海售品處當劉鴻生的英文秘書，英語特好(2)。我曾祖父是上海招商局的倉庫主任，下面有好幾十個職員。我的祖父原來在船上工作，後來工傷，以後了就沒有工作，曾祖父把我爸爸還有大伯這兩個孫子培養成人。
媽媽沈少芳是家庭婦女，外公叫沈倫生，是香港大學畢業的，跟孫中山是同學。他是船上的大買辦，有兩個家，一個在澳門，一個在上海。澳門是他大太太的家，二太太在上海，沒有孩子，就從澳門把我媽媽從小接到上海，把她養大。我的曾祖父在招商局，外公是買辦，都是廣東人，所以兩家算得上門當戶對。我們家的經濟情況還是比較好的，父親一個月掙兩百塊錢大洋，年終五百塊錢獎金，收入比較高。
我在家裡是老大，父親後來又娶了二太太，生了五個弟妹。我是文字輩，原來的名字叫文炳，七歲我的啟蒙老師給我改名承基。我英文名字叫Johnson，我父親是吃洋文飯的，他叫我都不是叫徐承基的，叫Johnny（Johnson的暱稱）。我的一個妹妹叫Mary，還有個小的弟弟叫Sander。我大伯有十個子女。
1931年日軍侵略我們東北，我才八歲。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淞滬抗戰，我九歲，父親帶了我第一次逃難。那天上午匆匆忙忙從華界虹口的家裡，過了蘇州河，逃到法租界住在旅館裡面。那時我從幼小的心靈裡邊，對日本鬼子已經產生一種非常的痛恨。
1937年我們家已經搬到英租界的海聯里（現靜安區新閘路1820弄，近膠州路，2010年左右被拆除）。中國好幾十萬軍隊在上海抗戰，炮彈經過英租界，在我們頭上嗚嗚嗚打過去。中國空軍非常英勇，在空中跟日本戰鬥機格鬥，只聽見機關槍嘟嘟嘟、噠噠噠。有一顆子彈打中了我們家的房頂，打了一個洞。那時我才十四歲，唸初一。人家都在逃難，我還騎了自行車，去外面馬路上觀戰。希望能夠看日本飛機被打下，什麼危險我都沒想到。回家一進弄堂，看到我父親站在家裡的門口，叫我過去，啪地給我一大巴掌。我早有準備，把車子一甩，頭一低，奔到家裡二樓一個亭子間，把門一關。他跟著追過來，砰砰砰砰敲門，我就不開。他也是為了我的安全，誰叫我在空戰的時候出門。
我初中在上海華童公學畢業，是外語學校(3)；高中唸浦東中學，是普通高中(4)。1941年12月7號半夜日本飛機轟炸珍珠港，同時也衝進了我們住的上海英租界。那個時候我已經是高中二年級了。晚上發生了事情我都不知道，學校在法租界，第二天早上我還照樣上學，一到課堂，空無一人，黑板上寫了「大東亞共榮圈」什麼的，我就趕緊掉頭回家。這沒多久時間法租界和英租界之間已經有鐵絲網封鎖，還有日軍的崗哨，我繞了好大的圈子才回到家裡。從那天開始我就停學不唸書了。經過有日軍崗哨的地方時都要跟他鞠躬，不鞠躬的話就打你，甚至拿刺刀刺你。這口個氣我咽不下去，有崗哨的地方我都不去。那個時候我的舅舅去世了，為了不跟日軍鞠躬，我連舅舅的喪禮都沒有去參加。我不願意當亡國奴，因此決定要離開上海，去參軍抗日。
千里從軍
我和三個堂兄都在上海經歷過逃難，看見日本鬼子殺了很多我們中國的老百姓，都從小就痛恨日本鬼子。後來四兄弟都參加了抗戰，有兩人犧牲了。我的大堂兄叫徐文柱，1938他高三的時候就到西安的軍校去參軍，畢業以後跟日軍作戰，沒有回來。
1939年我初中三年級的時候，街坊裡面有一個參加了新四軍的學生李阿彪從蘇北到上海，給我介紹新四軍的一些情況。我就跟他講，我也要參加新四軍。他就把新四軍的聯絡地址給了我。有一天，我偷偷地拿了一個小箱子，拿了一條毛巾、一塊肥皂，約好另一個初中同學，投奔新四軍去了。那個同學走的時候，跟他家裡的老保姆要了十塊錢，說是要到蘇北去。我沒要錢，因為我不想讓家裡知道。我們倆到了車站，正在等車，我那個同學的哥哥趕到車站，一把把我們抓住。他已經是高中生了，比我們大，就被他抓了回去。他勸我以後要好好唸書，不能再跑了，說要跑的話跟你爸爸講，打斷你的腿。第一次偷跑沒成功。
第二次是在1942年1月。這時候，那個新四軍的李阿彪又回上海，來跟我聯繫了。同時來的還有一個人，我不認識，應該是新四軍裡邊的人，到我家裡來調查、瞭解，等到審查及格，才把到新四軍的地址、路線、聯繫交給我。第一步到如皋，到了那地方會有人接待我，然後是再到第二個地方張家港。我跟我的二堂兄徐文煥、三堂兄徐文浩和另一個姓吳的同學講好，做了準備，買了衣服，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到了走的那天，跟我的爸爸媽媽講了。這一講就不行了。本來我爸同意我走的，這時候把我抱住了痛哭，不放我走。我心一軟，沒法走了。
我二個堂兄和那個同學到了蘇北，沒能參加新四軍，很快就回來上海。二堂兄又再參加遠征軍，到緬甸以後就沒有回來了。三堂兄也參加了國民黨的部隊，後來去了東北，認識了一個香港護士，結婚後在香港海關工作，49年我們又在香港見面了。
第二次失敗後，過了三天，另外一個同學梁天逵到我家裡來，說浙江金華現在有一個軍訓班，是在國民黨的地盤。我的父親一聽，認為蘇北打遊擊很苦，我嬌生慣養，到那地方吃不了那個苦。現在金華招收學生參加軍訓，就同意我去了。結果新四軍不成了，我到了國民黨那邊去了。
梁天逵帶我到他家裡去，他的媽媽把三青團上海地下組織的介紹信，給我縫在西裝短大衣領裡。我就這樣離開上海。一起去的有四個人。走的那天上去杭州的火車(5)，同行的梁天逵和另一個同學譚壽齡穿得比較普通，穿的是唐裝長衫，他們兩個過關了。我還是穿著西裝短大衣，西裝褲，腳上穿著皮鞋，頭上還打蠟，一看就是一個生活條件比較好的年輕學生。過關的時候，那個日本售票員沒收了我的票，不讓我進去。為什麼呢？青年學生到那邊去是抗日的，他一看就知道，不讓我去。我馬上又買一張票，第二次進去，又被沒收了。我火了，找站長理論。那個站長是日本人，他把門一關，要我把衣服脫了，搜身。那時我還有一千塊錢，放在暗藏的口袋裡，他沒查出來，要查出來就麻煩了。他接著叫來十幾個售票員，問是哪個人沒收了你的票。我指認出那個人，結果那人狠狠給我一個大耳刮，打得我頭發暈，我從來沒被人這麼打得這麼慘。那個日本站長說別打了，就給了我一張票，叫我走吧。
我拿了票後回家，我的祖母說，哎呀，你怎麼回來了？剛才有日本人的特務來抓你，趕緊跑啊。原來我另一個同學的爸爸是給日本跑腿的，是個漢奸。他發現他的兒子要走的時候，抓住他兒子，他兒子把我供出來，說是要去金華，於是馬上就來抓我，還好我被扣在車站了，不在家。到我回家的時候，要抓我的特務已經離開。所以我兩次都是運氣。我就馬上到梁天逵家，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裡。第二天1月28號早上，他家一個男傭送我到車站，居然就上車通過了，可能是那個日本人以為站長已經搜過了，沒問題了。我在車上坐了四個小時，到了杭州下車，梁天逵和譚壽齡到車站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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