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庆利口述    姚楠访问    姚楠、孔强生整理

 

太原

结果我们的清点工作还没完成，抗美援朝就开始了。张贵庄机场在可能空袭范围以内，那时民航属于军委，军委民航局下令我们三天撤离到太原去。这是军事命令，其他的什么也不说，到时间就得走路。几天的功夫能做什么呢？他叫我们丢东西，把包袱都丢掉再走路。我当然不高兴了，本来房子买好了，家俱也弄好了，预备在天津住下来的，不过心里也明白在炸弹下生活是不行的，太原虽然苦一些，但安全，不会有飞机来回炸。我们坐火车到太原，从此天津的那个房子我再也没回去过。

12月的太原最低温度零下十度，很冷，也冷清清的。太原是个旧城，城门还在，但连一条好的马路也没有，跟天津比差很多。空军在郊区一个叫大营盘的地方给我们拨了一块地，是日本人留下的几个马棚，向地下挖下去的一条一条槽，原来马匹都住在底下。我们把马槽打扫干净，把器材搬进去，人也住进去。那时候没有分办公区或宿舍，工作、吃住都在这一个房子里头。我照常清点器材，当时放得很乱，都在箱子里头，我要把东西逐一拿出来。

清点完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民航局办了一个飞机修理厂，叫太原机械修理厂[1]。解放以前我们没有搬去香港的飞机以及「两航起义」飞回来的十几架飞机，整个公司有七、八十架飞机分散在各地，飞机在多少小时飞行以后，发动机都需要修理维护，那么我们在太原的旧零件能凑用。这个工厂用了一百天就建起来了，在那时很不容易。我的工作岗位还是在供应课，管理的方法也一样，就是管理的东西不一样了，从器材管理变成工具管理。当时最大的变化是要将原来英美的计算公式变成中国的，一英尺等于25.4毫米，所有东西都要变公式，这项工作做了好长时间。

工资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初到天津时还是拿上千块的，因为跟本地人差得太远，后来工资改革，叫我们自己提出自动减薪。当时工资分成三种：一百块、一百二十块和一百四十块。在香港时职员的工资要高一些，到天津后变成机械员的工资高一些。太原走了好多人，回天津了，不干了。不过一百二十块在太原的生活其实也过得去。

另一个变化是我老婆也参加工作了，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大了，另一方面是工作的地方跟住的地方都在一起。刚开始她帮我们做饭，由于她学过英文打字，做完饭后没事情做，就帮我们打字，临时帮忙，还不算是厂里的正式员工，工资每个月一百九十斤小米，大概二十块钱。后来厂里会计课正式成立，课长是老中航人，他觉得我老婆的待遇不合理，就把她调到民航系统，在会计课当科员，整理账目，正式课员的待遇是六、七十块钱一个月。

修理厂厂长华凤翔最初是中航器械课长，我也见过，平时看不见人，没有打过交道。于辉（续任厂长）我见得比华凤翔多一些，我们在厂里的时候，他还来到你家里来坐一坐聊天。我们工作上只有跟总工程师联系。厂长有命令发给厂部，他不会直接联系我们。

修理厂建立一年多以后，因为旧的美国飞机用得不多了，也没有这类型的美国新飞机，越修越少，修理的工作不多了。太原厂把其它部门通通去除，把留下来的仪表车间扩大，改成苏式的仪表修理厂，即太原二二一厂（该厂代号一二二一，简称二二一），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修理苏联飞机的仪表。修了没多长时间，苏联专家来帮忙，我们又改成仪表制造，改名为太行仪表厂。自产三种航空仪表：罗盘、控速管，还有椅子上弹出的逃生装置。据闻我们有个罗盘样品做得不错，被带到苏联的博物馆收藏。

专家说俄语，带来的资料也是俄文，那怎么办呢？凡是学过英文的人晚上都去俄文学习班上课，白天到车间做翻译[2]。俄文和英文有些相通的，不过也有闹笑话。像磁罗盘外面涂有一层东西，再打光，在俄文资料上写是当地的一种粘土，可太原哪里去找哪当地的粘土？中国人还不能提意见，提意见就是你违反专家建议。后来请了几个专家一起商量，就拿些石膏把它镀一下。我们跟着那些苏联专家，一起搞了大概有一年时间。

苏联专家来援助的那段时间，厂区从大营盘扩展到二营盘，那是我们自己的地方了。工厂建了一些房子。宿舍、办公都在里头，我们就从马槽里搬出去。每个人分到一间宿舍，面积三十多平方，不过里面没有间隔，要用家具隔开。后来三营盘也变成我们的厂区。我在二营盘上班，在三营盘住。

我们在太原的通信地址是保密的，两号信箱，没有地址。我老婆的大弟是原来南京二炮部队，就是现在火箭部队的政委，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地址都没有？」结果有一次他出差到太原空军来，一打听两号信箱，就在旁边。

饮食方面太原以小米为主，还有玉米面，南方人好像有一、两斤大米。肉很少，蔬菜很少，以土豆为主，吃不习惯也没办法。平日里我们自己做饭，如果嫌麻烦，可以到后面的食堂打饭。另外我们每一个礼拜进城一次，城里还有些吃西餐的地方。太原没有零食卖，我们买二、三十个鸡蛋，煮了放在口袋里当零食吃。

二二一厂全部转入制造后，厂里面的工人还是原来的人。但是制造跟修理是两回事，修理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几个老师傅检查有什么毛病，把零件换一下，试了能用就行。制造的话首先要有图纸，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去买材料，还要有工具，而且工具特别复杂，做一个小东西起码需要十件八件工具。那时工厂也要改变形式，上面设了一个总工程师，下面成立生产准备科和生产调度科，由两个副总工程师做主管。总工程师由林树棠担任，两个科的主管临时拉两个人上去顶替，我担任生产准备主管，任霁云担任生产调度主管。生产准备就是做投入生产以前的设计、工艺，车间做出产品后再到检验。这三个部门每天上午都有生产会议，由部门的头头提出昨天碰到的问题，有人记录下来，总工程师决定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再检查昨天的任务有没有完成。

我和任霁云的都不是专业的，怎么办呢？人事科的吴伦问我们：「你愿意学习不？」她是厂长于辉的老婆。我说：「能学最好吧。」她跟太原工学院联系[3]。工学院有个夜校部，1956年厂里选了一批人在那里学习，学费由工厂支付。那时候大概有十来个人参加学校考试，一个礼拜上三次课，晚上有车送去，车接回来。我念的是精密机械制造系，在5601班。本来这个夜校是四年毕业，但我学到第三年的时候，1960年据说是林彪干扰，不知真假，说是地方要搞小工业，把大工业的人和资源调去支持，将仪表厂的好大一部份人打散了。把我们零零碎碎的放在山西西北部。先集中在一个地区，再分散到大同和各县。我被调到了兴县[4]，到那里的只有我一个。我差一年就毕业了，本应有个大学学位，没有念完，是个遗憾。

太原仪表厂人员外调最集中是在1958年左右，一大批人包括我们厂长于辉，都被调到了成都厂（成都峨嵋机械厂，现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前身）。我本来也是要去的，铺盖都弄好了，结果上头说太原人手不够，我就留在了太原。后来我想，那是国防工业，去的人都要经过审查，可能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我妈妈和妹妹还在香港，领导曾经找过我，叫我不要跟母亲通信。我说我只有一个母亲，等母亲过世了，我保证不通。后来我知道林树棠跟我一样，也有海外关系，他也没去成都。

 

重返香港

由于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曾几次想写信寄往香港，但因为我们单位是保密性质的，人家都不准。母亲和妹妹住在九龙塘，老人家进浴缸跌了一次以后走路就不行了。一直到1980年大陆开放，我提前退休，申请到香港来照顾母亲。我出来的时候走得很匆忙，人事科好不容易审批通过，今天通知我，我明天就要走，跟老婆只带了个小箱子上火车。那时候大陆情况比现在差好多。 1948年我从上海来香港，觉得香港这里不如上海，第二次来就觉得这里比兴县要好多了。

 

人生回顾

回顾我这一生，莫名其妙就过去了。人家说我是上海人，其实我在上海就住了二十多年，在山西住了三十年，在香港又住了四十多年。

山西太原如今还有我的一个老同事的女儿在，她有时给我写微信，告诉我太原的旧人都走了，太行仪表厂的名字改了，机器不是我们原来的，全是自动化生产了。

粤语我马马虎虎能说，不过人家一听，就知道不是广东人。我的养生方法很简单，就是糊涂一些，大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