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庆利口述    姚楠访问    姚楠、孔强生整理

 

加入中航

从育才公学毕业的学生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读不用考试，拿成绩单给学校一看就行。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若想进香港大学深造，也不用考试。虽然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拿奖学金，学杂费全免，但家里经济情况不好，生活费都是靠以前的积蓄来维持，我也没想过将来要怎么样，能念一天就念一天，那么一有工作的机会，我就赶紧走路。1946年我很凑巧地找到中航公司的这份工作。那时上海的英文报很少，我是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英文报《字林西报》上登了中航的招聘启事。也没说是什么地方在招人，只说一家大企业招工作人员，要求会念中英文，就这么简单。我试着手写一封信寄去，回信找我到龙华机场面试[1]。这时我才知道工作和飞机有关，好像很特别。

进中航公司据说是很难的。不过我就很容易，所谓面试只要你会几句英文就行了。当时面试我的是中航公司供应课课长，叫P. A. Ricker的美国人。他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包括日本投降后中国航空公司是怎样从重庆搬回来上海的。由于跟公司回来的老职员不多，供应课只有他一个人，人手不足，所以要在上海招一批人，还介绍在这里要做些什么。他又给我一份英文报纸，让我念几句。因为我的学校有外国老师，我不怕跟外国人说话，这可能占了一些便宜，他看我能对话，也能看懂报纸，就行了，给我一封信，让我到时间去报到。

我当时在育才公学才念了初中三年、高中一年，学校还专门叫老师来找我父母亲，说不要你钱嘛！你怎么还走了？父母亲对我说：「你自己决定啊！不念书将来不要后悔。」我不后悔。中航的待遇比较好，对我家里经济情况改善有很大的帮助。我进入中航后杂货铺就收起来了，由我负担起家里的生活。所以父母都支持我。

 

中航工作

中航公司分成两大部份：一个是Business Department（BD），营业科，在城里；另一个是Operation Department（OD），机航组，在机场。OD下面有修理的、有食材供应的还有飞机调配的部门，我是属于OD下面的Supply Section，供应课，Stock Control Section，航材管制股。供应课分了几个部门：我们Stock Control Section在楼上做管理，楼下有一个window（窗口）专门发料、收料，有一个负责仓储（warehouse），大件的航材放在大仓库里；另外还有采购部，Purchasing Section。

我们这个部门一共有十二个人，一个头头，就是P. A. Ricker；一个小女孩当秘书（打字员），中国人；下面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同期进中航的十个人，其中六个是上海本地人。另外四个是广东人，他们原来在美国空军也是做类似的工作，退役了到中航。这个部门是新的，从重庆刚刚搬来，啥东西都没有，就是几张台子给你坐。我没有接受过入职培训。Ricker原来是美国空军，有老婆、儿子在这里。他对我们这些中航属下很客气，礼拜天常一起吃饭，留下一些合照。文革时候我把那些照片都撕掉了。

航材的更换由机航组维修课来规定。飞机零件跟其它东西不一样，很多零件用了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好不好都要换，航材消耗的量好大。Ricker的工作方法很奇怪，他平时很少说话，每天有什么事情，早晨就叫秘书过来说上几句，那女孩打一条子，每人一张放在我们的台子上，说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做，以后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就按这个做，有什么问题再去找他。人家来供应课收发部门拿领零件，拿走时要写一张单子。单子上来到我们Stock Control Section，每天把那张单子拿来记账，用卡片记录，根据消耗量确定哪些东西的库存是否足够，譬如说这个东西要存三个月的消耗量，那个东西要存五个月的消耗量，库存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低于消耗量的就要补充，超过库存量的要赶快拿走。所以它叫stock control，航材管制。

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将一架飞机分成十几个部份，每个人管不同的部份。我管螺旋桨零件，还兼一部份地面设备。当时我们中航几十架飞机的机型跟美国空军的一样，大部份是C46、C47。C46大肚子，是货机，C47主要是客机。后来DC-4来了，有四个发动机。我们的飞机零件由美国空军供应，关于飞机零件分类的知识、管理的catalog（目录）也是来自他们。若某个飞机零件没有了，我们就用公司的电传机打telex(电传)给美军军部。电传机公司里头有很多。那时候有telex很了不起，我们这里一打，远在关岛的美军基地就知道了。他们经常有飞机过来的，零件第二天运过来。我每天都要打telex。我们的东西有多了，也会telex发给美军：我们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多余的，等于跟人家交换。至于一些零碎东西的采购由供应课采购部负责，采购员每天从机场开车到市区转一下，买点本地的麻竹、织布啊，实际上市区里面没有什么航材买的。

中航没有固定的工作服，不过机场饭厅后面有个小卖部，可以随便买到美军的剩余物资，衣食住行的都有，特别便宜又好看。中航员工都去买军官的衣服、帽子，我们公司干脆把人家的军服和帽子作为工作服。但中航是有定制指定的帽徽。地勤的是一种，空勤的是另一种。穿那些衣服上班有一个方便，公司交通车的司机看衣服就知道你是中航员工了，一招手就能上车。公司交通车有好几条线路，公司在四川北路[2]，我家就住在它后面，但我上班是去龙华机场。

我们的工资是浮动的，上海每月会公布生活指数，living index，这个月是百分之多少，中航按照你的基本工资乘上生活指数来计算工资。那么我家里人很高兴，说是每月涨工资，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每月物价都涨得比工资还高。但当时这个工作算不错了，所以我就继续做下去。我1946年进中航，到1948年工资改用金圆券，五百块。金圆券推出不久就贬得一塌糊涂，到我们快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工资是一包一包的，多少钱都不用数了。我们上午在龙华领到工资，下午都会请假回城买东西，存东西不存钱，因为一旦放到明天，这个价钱就差很远了，有的东西上午值一块钱，到下午去买就要五块。市面的秩序不太好，买东西要抢、要排队，好多店铺上午还开着，到下午都关了。

 

中航迁港

我第一次来香港是1947年跟同事旅游。中航公司职员每年有一次福利，来回程可享受四分之一的票价，之前我还没坐过飞机，觉得很了不起。那次到香港我入住油麻地，这一区当时算新区，都是新房子。还带了些洋货回去：给老婆和妈妈买了玻璃丝袜，那时候玻璃丝袜是最厉害的；买了塑料的台布和肥皂盒子。塑料用品刚问世价格很贵，普通肥皂还是用纸包的，所以家里能用上塑料盒子就了不得了。

到了1948年，因为解放战争，公司决定要迁香港，具体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从筹备到搬迁的时间相当长。Ricker告诉我们每天有额外的工作，就是打装箱单packing list给下面的warehouse，他们把器材用箱子装起来搬到香港。内战从北方过来，已经接近上海，形势很紧张。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觉得很高兴。我从小没有离开过上海，但觉得当时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物价涨得飞快，所以我也很高兴能搬走。从上海到香港很方便，不过部门分批走用了好几个月，我们供应部门不是最后留守的，但也相当晚了，也是分了好几批。有几天，Ricker告诉我们：「明天开始你不用上班啦，到几天以后，到飞机场打飞机走路。」我们包机来香港，上海很多人羡慕得不得了，那时机票很难买上。

那时来香港很方便，什么护照、签证都不用[3]，启德机场一下飞机就有车把我们送去半岛酒店报到，中航在那里有办事处。吃过晚饭后，中航公司安排我们住在九龙塘的喇沙书院。那时正好是学生放假，书院里有地方。然后公司给我们假期，让我们自己去找房子，若找不到住的地方只能搬到酒店，住酒店价钱贵一些。

来港以后我们的工资增加了。原来我在上海大概四、五百块，到这里一千块港币。一千块在中航里头算很低的，像飞行员拿两千多美金。香港本地人，像商店里头的职员工资大概十几二十块，最多一百块。对比起来我们算是有钱人了，很多年轻的中航员工结婚选在半岛酒店办婚礼。

因为我们的房租出价高，找房子也好找，当时好多人住在距离机场近的太子道，到市区也很方便，那里的洋楼最多一千块一整栋。经济条件差一些的人住在牛池湾那里，据说治安不是很好[4]，那么我宁可选择贵一些。我住的油麻地这一区是中等的，买一层楼大概要一万多块钱，但那时候我没想过买房子，因为不打算在香港久住。我在庇利金街26号租了一栋唐楼的第三层，整层打通，可以自己隔成两房一厅或者三房一厅，格局很好。租金是两百四十块一个月，等于本地人两个月的工资。去上班没有公司的班车了，我就自己坐两毛钱的1号巴士，从尖沙咀经太子道到启德机场。

启德机场在海边，中航物资在跑道一边的小块地方。上海中航来飞机了我们就去候机，把属于我们的部份领过来，给那些装航材的箱子找个地方露天放着，用油布遮起来。那时全是空地。中航在美国买了一批活动房子，运来的时候都是一箱一箱的铝材部件。在机场跑道边上用水泥打基础。然后组装，三天时间就搭建起几个办公室。我们白天没有事情的员工要去做监工，建好以后搬进去工作。时间大概是1948年12月。

上海来的东西由warehouse的人开箱，我们帮忙一起清点，再上架。来港初期我的工作量比上海要多，除了接收东西、造房子，我还负责记账。机场里因为来回路很多，吉普车就在边上放着，所以我也学会了开车，要到哪里自己开车过去。当时香港通航的过境外航飞机很多，飞机维修这里以前有间渣甸公司，中航建好机库以后就全交给中航了[5]。中航的设备、技术力量比渣甸强多了。飞机日常维修有些东西是可以修，很多是不修的，找原装新的换上去。好多东西规定了定期更换的，哪一个零件使用多少天，到期了不管怎么样都扔掉。维修需要的零件不能少。所以我们在香港还是发封telex给东京、关岛问美军要，美军没有就到美国飞机制造厂去要。

在我找到房子一个多月后，我老婆和大儿子坐船来香港了。公司也有很多货物是装船运来的。毕竟东西太多，无法全部安排飞机运送。船经过台湾时她们还住了一晚。我们一家在香港的生活习惯跟在上海英租界时很接近。我大儿子那时两岁，我下班回家后会带他去散步，从油麻地走到尖沙咀，再从海边走回来。我们没有请工人，家里有小厨房，就在家做饭吃。每个礼拜天上午我会到半岛酒店饮茶。那时候流行跳舞、打桥牌，我也会去。我在上海时有个小照相机，留了一些照片要冲洗，自己也学了冲洗技术，所以下班后我还会在家里弄照片。由于工资高，东西都相对便宜，像弥敦道挂在外面的西装，一百块就能买一套了，若在上海做一套西装得要三个月的工资[6]。钱花不完。那一段算是我工作生涯中最开心、最安稳的时间了。

不过当时香港衣食住行的条件并不如上海，上海人把香港叫成「小上海」，很多东西从上海搬过来。在香港这里做衣服要找上海裁缝，理发要找上海师傅，吃东西要找上海铺子。因为我家的这一片是新区，过去都是空地，房子在我们来香港前几个月才盖起来，所以买东西不方便，我连理发店都找不着，有时候就在机场里头理发。由于有很多新房子，从上海逃难来的电影明星也住这一区，比如说白光，我就见过很多次，记得第一次是快乐戏院开幕，她上台唱歌。那时候新电影上映，会请电影明星上去唱歌的。

快乐戏院位于佐敦道最高的那栋楼下面，三、四年前才拆掉改成楼房。对比现在，佐敦道变化比较大，当年弥敦道从尖沙咀到佐敦道这一段比较热闹，而佐敦道往下就没有什么建筑了，很荒凉。半岛酒店对面是块空地，一年一度的工业展览会就在空地上举行，记得那时候是第六届工展会，有国货展览。上海街的变化少一些，买东西还是很方便。庇利金街26号的唐楼后来变成大达大厦，和我现在的住址只相隔两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