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慶利口述    姚楠訪問    姚楠、孔強生整理

 

育才公學

1939年小學畢業後，父母當然希望我多唸一些書，找學校的事我自己搞定了。我聽説工部局系統的中學管理嚴格一些，附近隨便找一間就行，於是把小學成績報告單交給附近的育才公學（Ellis Kadoorie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1]。都是工部局系統的，成績報告單他們也承認。不用面試或者考試，就認爲我合乎標準，告知幾時開學，幾時付學費。

嘉道理勳爵（Sir Ellis Kadoorie）是猶太人[2],育才公學是他創辦的，所以學校的英文名字是Ellis Kadoorie School。在上海有一家，在香港也有。我在校時沒見過嘉道理家族的人。 

我生活的那個片區裏能上這間學校的孩子並不多。育才公學的學費很貴，記得在1939年一個學期就要四十八個銀元，那時上海一個普通職員的工資也就是幾十塊錢，所以一起學習的同學家裏一般經濟情況都還可以的，不過像我就是窮學生了。我小學是春季畢業的，而育才公學是秋季招生的，中間我跳了半年。所以開始成績很不好，就跟同學一起補習。後來我考了幾年第一，拿到獎學金，學雜費全免。班裏有比我數學好的同學，也有比我英文好的，我沒有特別喜歡的學科，只是平均下來的總成績比他們高。

那時候讀書是很隨便的，老師不怎麽管我們，也不留作業。我們的校長是一個英國人，教我們物理的也是英國人。教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教授《古文觀止》一類的舊書。其他課程大概有一半是用英文教學的，像三角、代數、化學、物理的教材用的是外國來的原版書，很貴。有一位Dr. Ting（丁博士），他也姓丁，是美國留學回來的中國人，教我們英文。英文課分好幾種，像reading、grammar，其中reading課的教材是外國的英文小說，記得有一次老師還帶我們去看好萊塢的電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在這間學校裏講英文很普遍，同學之間交流也是英文、中文混用。我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英文了，所以這對我沒有壓力。

我是工作以後才突然長高到一米七二。讀書時個子最矮，班裏排隊是前頭幾個。班裏有兩個同學和我很要好，我們的身高差不多，三個人坐一起，一放學就出去玩。沒有錢的時候我們就去附近外灘的黃浦公園看船[3]，邊上有一座外白渡橋。有錢的時候我們就去看電影。當時電影票一毛錢一張，上海有很多私人電影廠拍電影，也有些電影明星，像陳雲裳、白光，但我們看外國電影比較多。

我父母的雜貨鋪當時是跟家連在一起的，衣食住行的有什麽賣什麽。家裏誰有空，誰就坐在鋪子裏幫忙，不過我還是以學業爲主，很少看鋪子。當時戰事在華界，就是中國管的地方。我只聽説過一次，租界裏一個很熱閙的地方落過一次炸彈，但離我家很遠，據説不是要炸租界，是那架飛機抓不住炸彈，炸彈掉了下來。老實説租界裏的人缺少國家觀念，不談國事，學校的老師也不談抗戰。

珍珠港事件以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進入租界，全面佔領上海。剛開始還准許英國人、美國人在外面自由居住的。他們都到日本人那裡去登記，領一個紅袖章，美國人的寫著個A，American；英國人寫著個B，British。後來把所有美國人、英國人全都關進集中營。一個集中營在浦東，那時浦東那裡還是一些農地，中間有些破破爛爛的舊房子，讓那些人去住，生活很苦[4]。

日本人佔領租界的過程我都不知道，就是突然有一天起來，看見日本人站崗了，我們要通過崗哨才能進去，最緊張是那個時候了。教我們物理姓Kay的英國老師不見了，他脾氣很暴躁的，後來我們知道他進集中營了。我們學校的校舍從山海關路臨時搬到外灘。那裏有一棟中央儲備銀行的大樓（外灘15號，原中央銀行），銀行搬走了，我們搬進去。那棟樓在中國海關大樓旁邊，現在在電視上經常看到。海關有一個大鐘，和倫敦的大笨鐘（Big Ben）是同一家製造商。和倫敦大笨鐘一樣，每一刻鐘響一次「叮噹、叮噹」，半點響兩次，三刻鐘響三次，每一個小時是「噹——噹——噹——」，十二次[5]。所以學校不用打鐘。中間有個空地，等於我們的操場。海關的邊上是原來的滙豐銀行，那裏也被日本人佔了，到解放後又變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我家距離外灘很近，我背著書包從天潼路走去學校，最多十五分鐘就走到了。

學校以前的外國老師不會講中文。Kay走了以後，學校換了一個中國老師來教物理，上課講中英文。學校的課程大部份都沒有改，但英文課減少了，過去的好多課像閲讀、文法，合併成「英文」一課。又加了個日文課，有教科書，請了一個日文老師來教。他教的也是你早啊、他好啊之類，都很簡單。同學們對日文都不感興趣，我也很不願意學，可是也不能不學，反正馬馬虎虎過得去。如今日文好多年不用，都忘了，就字母多少我還認識一些。珍珠港事件以後，電影院的外國片也進不來了，只能把舊存的拿出來放映，慢慢地就有日本電影進來了。我妹妹快要小學畢業的時候，學校裏不唸英文要唸日文。到她考中學時，我們家裏的意見是不要唸日文，於是我妹妹進了一所外國人辦的中學，好像是St. Mary（聖瑪利亞女子中學），比我的學校厲害，是全英文教學的[6]。

抗戰勝利前夕，儲蓄銀行的房子被要了回去，山海關路的校舍還給學校，學校搬了回去。遷校不用學生幫忙，有專門的人組織，通知我們停課三天，三天以後到山海關路去上課。之後我每天上學要坐16路電車，從天潼路出發，大概五、六個站到山海關路，一程車費大概五分錢。後來我買了一輛自行車，一輛破自行車還能負擔得起，反正距離說遠也不遠，就自己騎車去。媽媽會在家裏做好飯菜，我早上一個書包、一個飯盒就直接走了，回到學校熱一下自己吃。有時候家裏來不及做飯，我會在山海關路附近吃一吃，那裏吃的東西很多，吃得很爽。不過當時在外面吃一次不簡單，飯店的價錢很貴，一般的學生都是自帶飯盒。那時市面經濟狀況不好，普通人的日子過得很辛苦，大米什麽都有限制，不是隨便買到。我們家裏的收入也少了，不過我飯還是能吃飽。

 

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的消息是家人看到再告訴我的，我心裏很高興。不過我那時候才十五、六歲，還在唸書，不夠格去參加遊行。我家附近有一棟河濱大廈，在蘇州河邊上，八層樓高，有電梯，裏面房間的佈局很可以，有三房兩廳、四房兩廳，是南天潼路最好的房子[7]。戰前外國人住得多，中國人比較少。戰時外國人走了，裏面都變成日本人。日本宣佈投降後的那幾天裏，有專人把所有日本人叫下來，到樓下的小花園集中，跟他們說什麽時候要搬走。日本人和英國人換位置，輪到日本人被集中關起來。原來的房客回來，河濱大廈又恢復為外國人和收入比較高的中國人入住了。

勝利後學校裏沒什麽慶祝活動，就是把日文課程去掉，英文課又加進來。我們英文的Dr. Ting，日本佔領時期他沒有進集中營，就回家休息。日本人走了，又回來教我們。有一兩個英國老師回來，不過他們年紀也大了，就退休了，Kay老師直接回了英國。教學校又請來好幾個外國老師教我們，但大部份課程由中國老師教，跟以前不一樣。

日本投降兩、三個月後，我就在上海結婚了。我老婆是我姐姐的鄰居，由於住在同一個小區裏邊，兩家人來往很多。我有時候一個禮拜去一兩次姐姐家裏，就認識了她。她初中畢業以後到高中唸了一年，就想要找工作。她父親雖然在進出口公司工作，但是個老古董，認爲女孩子出去工作對家裏來説不怎麽好，所以很贊成我們早點結婚。結婚時我倆年紀都很輕，我二十歲，我老婆十七歲。婚後她就在家裏管家務。不久我們就有了第一個小孩。當時啥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