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庆利口述    姚楠访问    姚楠、孔强生整理

 

育才公学

1939年小学毕业后，父母当然希望我多念一些书，找学校的事我自己搞定了。我听说工部局系统的中学管理严格一些，附近随便找一间就行，于是把小学成绩报告单交给附近的育才公学（Ellis Kadoorie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1]。都是工部局系统的，成绩报告单他们也承认。不用面试或者考试，就认为我合乎标准，告知几时开学，几时付学费。

嘉道理勋爵（Sir Ellis Kadoorie）是犹太人[2],育才公学是他创办的，所以学校的英文名字是Ellis Kadoorie School。在上海有一家，在香港也有。我在校时没见过嘉道理家族的人。 

我生活的那个片区里能上这间学校的孩子并不多。育才公学的学费很贵，记得在1939年一个学期就要四十八个银元，那时上海一个普通职员的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所以一起学习的同学家里一般经济情况都还可以的，不过像我就是穷学生了。我小学是春季毕业的，而育才公学是秋季招生的，中间我跳了半年。所以开始成绩很不好，就跟同学一起补习。后来我考了几年第一，拿到奖学金，学杂费全免。班里有比我数学好的同学，也有比我英文好的，我没有特别喜欢的学科，只是平均下来的总成绩比他们高。

那时候读书是很随便的，老师不怎么管我们，也不留作业。我们的校长是一个英国人，教我们物理的也是英国人。教中文的是一位老先生，教授《古文观止》一类的旧书。其他课程大概有一半是用英文教学的，像三角、代数、化学、物理的教材用的是外国来的原版书，很贵。有一位Dr. Ting（丁博士），他也姓丁，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中国人，教我们英文。英文课分好几种，像reading、grammar，其中reading课的教材是外国的英文小说，记得有一次老师还带我们去看好莱坞的电影《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在这间学校里讲英文很普遍，同学之间交流也是英文、中文混用。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文了，所以这对我没有压力。

我是工作以后才突然长高到一米七二。读书时个子最矮，班里排队是前头几个。班里有两个同学和我很要好，我们的身高差不多，三个人坐一起，一放学就出去玩。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去附近外滩的黄浦公园看船[3]，边上有一座外白渡桥。有钱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电影。当时电影票一毛钱一张，上海有很多私人电影厂拍电影，也有些电影明星，像陈云裳、白光，但我们看外国电影比较多。

我父母的杂货铺当时是跟家连在一起的，衣食住行的有什么卖什么。家里谁有空，谁就坐在铺子里帮忙，不过我还是以学业为主，很少看铺子。当时战事在华界，就是中国管的地方。我只听说过一次，租界里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落过一次炸弹，但离我家很远，据说不是要炸租界，是那架飞机抓不住炸弹，炸弹掉了下来。老实说租界里的人缺少国家观念，不谈国事，学校的老师也不谈抗战。

珍珠港事件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租界，全面占领上海。刚开始还准许英国人、美国人在外面自由居住的。他们都到日本人那里去登记，领一个红袖章，美国人的写着个A，American；英国人写着个B，British。后来把所有美国人、英国人全都关进集中营。一个集中营在浦东，那时浦东那里还是一些农地，中间有些破破烂烂的旧房子，让那些人去住，生活很苦[4]。

日本人占领租界的过程我都不知道，就是突然有一天起来，看见日本人站岗了，我们要通过岗哨才能进去，最紧张是那个时候了。教我们物理姓Kay的英国老师不见了，他脾气很暴躁的，后来我们知道他进集中营了。我们学校的校舍从山海关路临时搬到外滩。那里有一栋中央储备银行的大楼（外滩15号，原中央银行），银行搬走了，我们搬进去。那栋楼在中国海关大楼旁边，现在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海关有一个大钟，和伦敦的大笨钟（Big Ben）是同一家制造商。和伦敦大笨钟一样，每一刻钟响一次「叮当、叮当」，半点响两次，三刻钟响三次，每一个小时是「当——当——当——」，十二次[5]。所以学校不用打钟。中间有个空地，等于我们的操场。海关的边上是原来的汇丰银行，那里也被日本人占了，到解放后又变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我家距离外滩很近，我背着书包从天潼路走去学校，最多十五分钟就走到了。

学校以前的外国老师不会讲中文。Kay走了以后，学校换了一个中国老师来教物理，上课讲中英文。学校的课程大部份都没有改，但英文课减少了，过去的好多课像阅读、文法，合并成「英文」一课。又加了个日文课，有教科书，请了一个日文老师来教。他教的也是你早啊、他好啊之类，都很简单。同学们对日文都不感兴趣，我也很不愿意学，可是也不能不学，反正马马虎虎过得去。如今日文好多年不用，都忘了，就字母多少我还认识一些。珍珠港事件以后，电影院的外国片也进不来了，只能把旧存的拿出来放映，慢慢地就有日本电影进来了。我妹妹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学校里不念英文要念日文。到她考中学时，我们家里的意见是不要念日文，于是我妹妹进了一所外国人办的中学，好像是St. Mary（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比我的学校厉害，是全英文教学的[6]。

抗战胜利前夕，储蓄银行的房子被要了回去，山海关路的校舍还给学校，学校搬了回去。迁校不用学生帮忙，有专门的人组织，通知我们停课三天，三天以后到山海关路去上课。之后我每天上学要坐16路电车，从天潼路出发，大概五、六个站到山海关路，一程车费大概五分钱。后来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一辆破自行车还能负担得起，反正距离说远也不远，就自己骑车去。妈妈会在家里做好饭菜，我早上一个书包、一个饭盒就直接走了，回到学校热一下自己吃。有时候家里来不及做饭，我会在山海关路附近吃一吃，那里吃的东西很多，吃得很爽。不过当时在外面吃一次不简单，饭店的价钱很贵，一般的学生都是自带饭盒。那时市面经济状况不好，普通人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大米什么都有限制，不是随便买到。我们家里的收入也少了，不过我饭还是能吃饱。

 

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的消息是家人看到再告诉我的，我心里很高兴。不过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还在念书，不够格去参加游行。我家附近有一栋河滨大厦，在苏州河边上，八层楼高，有电梯，里面房间的布局很可以，有三房两厅、四房两厅，是南天潼路最好的房子[7]。战前外国人住得多，中国人比较少。战时外国人走了，里面都变成日本人。日本宣布投降后的那几天里，有专人把所有日本人叫下来，到楼下的小花园集中，跟他们说什么时候要搬走。日本人和英国人换位置，轮到日本人被集中关起来。原来的房客回来，河滨大厦又恢复为外国人和收入比较高的中国人入住了。

胜利后学校里没什么庆祝活动，就是把日文课程去掉，英文课又加进来。我们英文的Dr. Ting，日本占领时期他没有进集中营，就回家休息。日本人走了，又回来教我们。有一两个英国老师回来，不过他们年纪也大了，就退休了，Kay老师直接回了英国。教学校又请来好几个外国老师教我们，但大部份课程由中国老师教，跟以前不一样。

日本投降两、三个月后，我就在上海结婚了。我老婆是我姐姐的邻居，由于住在同一个小区里边，两家人来往很多。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去一两次姐姐家里，就认识了她。她初中毕业以后到高中念了一年，就想要找工作。她父亲虽然在进出口公司工作，但是个老古董，认为女孩子出去工作对家里来说不怎么好，所以很赞成我们早点结婚。结婚时我俩年纪都很轻，我二十岁，我老婆十七岁。婚后她就在家里管家务。不久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小孩。当时啥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