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大任：我的抗戰回憶

飛虎隊(II)

剛開始．飛虎隊駕駛的是P-40戰鬥機。它的性能和速度要勝過日機。陳納德向飛虎隊隊員傳授了攻擊日機的技巧。P-40升空後，日軍戰鬥機很難擊落它。大多數P-40戰鬥機都墜毀在緬北戰場。那裡的防空警報系統不完善，日機有時會趁P-40戰鬥機起飛前悄然來犯，這樣，地面上的飛機就會被炸毀。

1941年，正當我們這些翻譯人員受訓之際，日軍轟炸了珍珠港，美國隨即對日宣戰。中國政府要求美國人派遣空軍來華，以替換飛虎隊。之後，美國第14陸軍航空兵來到中國，中美兩國飛行員組建了聯合空軍。陳納德擔任了聯合空軍的領導職務．所以他們後來也自稱“飛虎隊”。但他們不像我，沒有“飛虎隊”的徽章。

飛虎隊總部後來從昆明遷到重慶。我在空軍一年的自願服務期已滿。當時，我面臨兩個選擇：要麼在空軍待著，要麼回學校繼續上學。我選擇了後者。但學校不同意我回到原來的年級上課。我不得不補上過去一年沒有上的所有課程，晚一年才畢業。

1944年，我從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後，就考進重慶新聞學院，我將另起一章講述重慶新聞學院的故事，讓我先講完和飛虎隊相關的故事。

多年後，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當研究員兼館長時，我當年在飛虎隊的頂頭上司舒伯炎上校來到加州三藩市。1958年，陳納德上校去世。我問舒是否認識陳納德夫人，他回答說認識。事實上，陳夫人當年作為報社記者，曾經採訪過陳納德。採訪就在陳納德的辦公室裡進行，舒上校當時也在場，隨時準備提供協助。

我請舒上校幫我一個忙，給陳夫人寫封信，讓她把陳納德的個人檔案交給胡佛研究所保管。他同意了。

陳夫人的回信直接寄給了我。她在信裡說，無法提供陳納德的檔案，因為西點軍校和美國國家檔案館此前提出了同樣的請求。胡佛研究所和上述兩所機構相比，當時只能排第三。收信後，我立即給陳夫人回復，告訴她，我有三個很好的理由要得到陳納德的個人檔案。

首先，我當過陳納德的譯電員，幫他解碼和編碼了很多來往的電報。他的檔案也是我的檔案。我會很好地保管它。

其次，保管檔案的目的是為了讓學者和研究人員能夠接觸到它，寫本好書，或完成一項重要的研究項目。作為軍事院校，學者和研究人員不容易接觸到西點的圖書館，陳納德的檔案也就難以物盡其用。國家檔案館館藏豐富，個人檔案只能湮沒在其中。我沒明說的是，和保管在那裡的許多要人的檔案相比，陳納德的檔案只能算滄海一粟。

第三個理由最重要。陳納德的政治對手是維內加·喬，即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史迪威將軍的檔案在胡佛研究所。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希歐多爾·哈樂德·懷特）正是利用史迪威的檔案編寫了一本暢銷書、書名就叫《史迪威文件》。陳納德在那本書裡的形象並不是很正面。修正陳納德在歷史中的形象很重要，陳納德的夫人有義務這麼做。我告訴她，如果她把陳納德的檔案交給我，我會把它放在史迪威檔案旁邊，讓學者和研究人員瞭解他倆的觀點。史迪威的觀點會被修正，陳納德的立場也會被人們理解和認知。

過了幾天，我接到陳納德夫人的電話。她告訴我，會在某一天坐某個時刻的航班，親自把她丈夫的檔案捎給我。她要我到三藩市機場接機。幾天後，胡佛研究所召開了記者會，宣佈接管陳納德的檔案。從那以後，每年第一個給我寄新年賀卡的就是陳納德夫人，她的名字叫陳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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