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基口述 姚楠访问 夏沛然、孔强生整理
胜利以后
抗战胜利后，沿海的地方都收复了，中航就一个个派电台。十一月我被派到福州去建立一个电台。那架飞机装满了电台的器材，驾驶员是一个美国人，除了我还有一个以后安装电台的无线电机械员。我们当天从四川先飞到上海。
到了上海已经很晚了，大概十一点钟左右。我坐了一个黄包车到家里。半夜敲门，问谁啊？我说：「我啊！我是Johnny！」。家里的人啊，没想到我回来。Johnny回来啦！整家人啊，都醒了，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家那个时候已经破落得不得了。41年底日本占领了上海租界，后来我父亲没有工作了，全家人都出来打工。我们原来是住三层楼的房子，那么把这个房子的一层楼、二层楼、亭子间通通都租出去，全家十几个人都挤在上面三层楼，都是睡在地下。我回家一看，面目全非，这么艰苦。我离开的时候我的外婆、三婆，我外公的第三个太太，还有祖母、姑母都还活着，后来这么困难，年纪大了禁不起，那些老人通通都走了。
大家团圆很高兴，从十二点钟一直讲到第二天的四点钟，天还没亮，我就又要离开家里了。六点在上海天潼路北四川路邮局（沦陷前中航上海总部所在地）集合，汽车把我们接到飞机场，飞到福州。
飞机大概三个小时以后就到福州。这是胜利以后第一架中国飞机在福州机场降落。降落之后，机场附近所有的人都来看。他们都非常好，当地的农民帮助我们把飞机上那些器材都卸下来。消息传到城里去，哎哟不得了，中国第一架飞机来了！城里人也都来看。从飞机场出来到市区只有几公里。
第二天上午来了四个人看飞机，里边有其中一个女学生，十六岁，叫容静明，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来了以后很高兴，在我那架飞机里边呆了非常久，还照相留念。后来文化大革命要保命，我把那张和飞行、我外公、我母亲这些可能有危险的照片，通通烧掉了。
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我从飞机场出来到市区，遇到一个来飞机场参观过的同乡冯先生，他硬把我拉到容静明的家里。容小姐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弟弟，还有祖母，在当地是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她的父亲容文干大学毕业，是盐务局的局长，以后被派到台湾的盐务局担任主任。后来，容小姐就来看我，还要借书。这样借书还书，经常来来往往，就有了感情。
46、47这二年我都在福州。当时福州机场没有电，我们要有自己的发电机。电台开始只有我和管发电机的机务员二个人，好几个月以后才派了三十多岁的老资格报务员陈实炘来当台长，过了一年又派了一个报务员林恒(1)。中航福州办事处管卖票，林处长的英文不好，开始几个月我还帮他译稿。当时电报都用英文，而且用缩写。
电台在机场一座洋房的二楼，傍边就是我的宿舍。开始比较简陋，没有候机楼，旅客来了就在楼下等飞机，没有座椅，他们经常到楼上我的电台串门问航班的情况，海关检查人员还常常到我的房间休息。我离开福州以后才在楼下一楼开设候机楼。我和容静明1947年2月在福州叙春园举办婚宴，第一个女儿徐洁欣1948年1月出生。
1947年12月我调到上海，在那里当了四个月的报务员。上海是中航的基地。我们训练班十个同学当时还没毕业就签了飞行合同，讲清楚至少要飞一年，一毕业的时候就等待上天。第一个上飞机的是杨其达，抗战胜利后飞机出事了。第二个是孙伯英，第三个是张沛然，我是第四个，四八年四月份飞的，上飞机前又重新检查了身体。罗裕余、张瑞良六月份飞。接着是霍荧晨、罗少刚、卞文钧、莫华煦，一个一个，到十月份十个全飞了。
飞行报务员管飞机上的收报发报，是飞机的眼睛和耳朵。我们归OD（Operations Department，机航组）管辖。罗昭明，Joe Loh，是飞行报务主任(3)。我从地面改为飞行时向他报到，他安排我去办手续，领文件、耳机、飞行服等，之后我就没见过他。
平时每天的任务都是dispatcher（签派员）按单子决定分配，安排谁是机长，谁是副机长，谁是飞行报务员，不是固定的。签派员权很大。我和他不见面，打电话和他联系，问他安排我飞哪里，公司就派汽车来接我。飞完了回家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出去飞，周而复始。
中航在上海的地勤人员有公司宿舍。飞行人员有钱，不需要公司照顾，就分散住在自己家里。当时我家里已经非常破落，我就一个月花20块大洋，住在市中心的沧州饭店（八十年代被拆除，现锦沧文华大酒店原址），里面有卫生间，有花园。我们的一些飞行报务员同事都住在那地方，汽车接送很方便。
死里逃生
我这一生曾经好几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是在上海念书的时候，那年我高中一年级，夏天放暑假了，就去游泳。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但从小就喜欢各种运动。在上海市区里面游泳很贵的，要一块银元啊。我们就约了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都是十七八岁，干脆坐公交车，一起到郊区一条大概有二十五米宽的小河去游。我总共学了大概二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带了个篮球的球胆，打气以后做救生圈。那天我们游了以后，他们上来在个小树林休息，我把那个篮球胆抱到胸口那边，一个人跳到深水里面去了。没想到一跳下去以后，篮球胆阻力挺大的，砰一下离开我的身体，我手足无措，呼一下就沉到水里去了，差点溺水身亡。一个姓吴的邻居和好朋友Ernest水性比较好，把我救了起来。
还有一次是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毕业后，坐军用卡车到云南昆明，再到沾益。路过贵州威宁，汽车从山上下来穿拐路。到最后一拐，剎车剎不住，一直冲下去，马上要撞山了。那一天开车的是个副驾驶，他一慌，把那个左转打得太狠了，结果这个车一下子从公路上就翻过来到有一丈多深的田里面去了。车上一共大概坐了有十几个人，我们三个，两个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其他是司机挣外快在路上拉的客人。车已经离开公路、那没摔下去的时候，我一看不得了，就纵身一跳，两条腿一下子就扎在田里去，人继续往前扑。车从我头上滚过去了，窟窿、窟窿、窟窿向了一阵，粉身碎骨了。
那个车上面还有很多空的油桶，上面盖了块油布。车一翻的时候，车上的十几个人全飞到田里面去了，油布飞出来把人盖住，油桶又况啷况啷地砸在人身上，车再从那个油桶上面滚过去。大家都在喊救命，我们都在这个油布下面，旁边就是油桶。有一个人压在我的腿上，受重伤吐血，吐得我满腿都是。我当时都动不了，慢慢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面一看，发现腿没断，没有事。后来我被拉起来，发现皮鞋的后跟都没有了，跳下去的时候被田里边黏土黏掉了，这个冲力有多大，我腿扎在田里边多深啊！公路上面很多车经过，空军在前面有个招待所，得知后把我们救过去了。
1948年太原和东北的长春、锦州都紧张，中航是民航飞机，可是那时候变成军航，参加国军的空运了(4）。这个很危险的，我们都不想去，没办法，不去不行的。老报务员跟签派员有交情，有来往，有来往你懂吧？塞钱。危险地方他们都不去，都是我们年轻的去。我一上飞机，百分之八十都是飞各个战场的货机，只有百分之二十是飞其他的客机航线，香港、国外那些好地方，去了没有几次。飞机有C-46、C-47两种，上面有两台发报机，像现在的立式冰箱那样，其中一台备用；还有两台收报机，可以收音和收报。
48年秋天解放军包围了太原，打不下来。那是阎锡山的地盘，被围困了好久，粮食没有了，一定要空投。我从上海到北京，天天从北京飞去太原。机场已经不能降落，城里边都是房子。我们没办法，只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粮食扔到人家的房顶上去了。有一次我们四架飞机去，飞机上都是大米。空投的时候高度大概有一千多米，步枪、机关枪都打不到我们。解放军已经准备好高射炮，第一架飞机过去的时候，高射炮咚咚咚咚，在飞机顶上大概有二百米左右这么高的地方爆炸，一爆炸弹片乱飞，很危险的。第一架投完，第二架、第三架又接着过去投了，咚咚咚咚又打，还好没有打下一架。我是第四架，管空投信号灯。一看情况不好，就提前开灯，飞机上有四个兵往下空投那些大米，两个人一袋，一个从前面，一个从后面这么扔出去。结果一到了目标的时候，高射炮又在我头顶上咚咚咚爆炸，还好没打中。本来要飞三圈的，我那个信号灯一直没关，把那粮食一次空投完。空投粮食不能带回去，带回去是要枪毙的。投完这次以后，我们的飞行员都拒绝再去投，太危险了。
后来在太原城开了一条临时跑道，说你们下来我给你奖金，给多少金条。我是报务员，不当家的，副驾驶也不当家。正驾驶Snyder是美国人，是个亡命之徒，不怕死，就驾架飞机，从天津飞去那里拿奖金了（5)。下去了就把大米卸下来，卸完以后，还没来得及拿金条，阎锡山那些兵不愿意在太原呆了，往我们的飞机上面冲啊。他们都是大兵，都拿着枪的，我们怎么挡得住他们？已经上来了三四十个了，那个驾驶一看不对，赶紧把发动机一开，机门没有关，梯子也没有拉上来，飞机就这样子哗起飞了。如果再不起飞，上来五六十个，飞机装满人，那就起飞不了，只好跟太原一起解放了。起飞了我让飞行员把飞机速度降低，叫我的副驾驶：「来，你帮我拉着两条腿！」，他拽着我腿，我就趴在地上，手伸到机舱外面，把梯子拉上来，然后把飞机门关起来。这很危险，外面风力很大，搞得不好一下就把我拽出去。那次金条没拿到，后来发给我们的奖金变成了不值钱的纸币了，好几十捆，我根本不想要。
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国民党杜聿明、黄维几个兵团几十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了很长时间，没有吃的。上面下了死命令，要我们空投粮食给国军。我从上海到南京，天天从南京起飞。那次我们的飞机是C-46，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在下大雪，云层很低, 根本就下不去。后来没办法，就穿云下降到七百公尺。一看下面，不得了，解放军的火力砰砰砰往上面打，太猛了。我是飞行报务员，那个副驾驶他害怕了，他说：「CJ，你来来，我去小便。」叫我代替他当副驾驶，他跑到飞机后面小便去了。结果他不是小便，是蹲在大米包上面。大米机关枪打不穿，很保险。我就当了副驾驶，很快觉得这个飞机抖了一下子。我左边的正驾驶McWilliams是个美国人，他脑袋一缩，吓一大跳。我回头一看，发动机个气罩打掉了，在我的身后面打了四个大洞，最近的洞离开我一两米。这个粮食本来要飞好几圈才能投完的，我就管他三七二十一，空投信号灯开了以后就不关了，一直投完算了，驾驶员也没有意见。那次很危险。
当时地面应该有一圈白圈，中间有一个红十字，表示是我们空投的目标。可是我们发现地面目标不止一个，解放军也设了好多个符号。我也搞不清楚了，只能看见符号就投啊。后来文化大革命，我在怀远被打成反革命。有一个物资管理局的局长，以前是解放军军官，也被打成走资派，跟我一块在机械厂劳改。我们几个人聊天，他说：老徐啊，你们的飞机是不是有个「中」字（中航飞机机身和机翼均有「中」字标记）？我吃过你们的馒头。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片地区，我们经常在解放区上面飞行，看到地面上的炮火打我们，这是家常便饭。飞行员有个特点：胆大。我这个人对生死已经司空见惯了，心里没有什么害怕。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小孩，但是觉得没啥事，天天这样。我们好像正常上下班一样，上班搞空投，回到上海以后，下班带着太太去吃馆子，看电影，还跟正常一样生活。我从来没有把外面的飞行跟太太讲过，讲了以后她还能让我飞吗？
当时生活
我当时看重的是我的飞行工作。首先我觉得飞行很风光，全国各个地方，都飞去过了。中航全国的几十个航站，我都去过，包括香港、台北、台南、三亚、海口、厦门、广州、兰州、成都、重庆等等。还有越南河内，有一次要去菲律宾没去成。去美国是四个发动机的空中霸王，DC-4，要飞很多个小时很辛苦；另外要给调度员五十块钱美金，我不给，所以没去。第二是收入高，飞行报务员比地面报务员的收入起码高好几倍，而且我们都是按美金算，他们按法币(6)。他们很羡慕我们。我的底薪是一百五十块钱大洋，每飞一个小时可以拿三块钱美金，一个月飞下来三百块钱美金，等于是六百块钱大洋。我才二十多岁，这么年轻，一个月可以拿到七百五十块钱的大洋，当时恐怕这样的人很少。
1948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国民党在上海发行金圆券，四块钱金圆券换一块美金（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发行，规定私人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须限期兑换为金圆券）。当时一个月我可以挣到的美金可以买七、八两的黄金，积下来的金条都交给我太太。七八月份我出差到青岛，去了大概两个礼拜。回上海的时候我的太太告诉我，侯镜熹太太拿金圆券来换她黄金，三十两黄金都给换掉了。侯镜熹也是飞行报务员，他的太太三十多岁，我太太当时才只有十九岁，什么事情都不懂。后来我拿这金圆券出去采购，金圆券根本就不值钱，只买了三个手提皮箱 。三条金条被骗走，我四个月都白飞了，我没生气，也没讲我太太，也没去追究那个飞行报务员的太太。我这个人对钱看得很轻。
1949年中航公司把飞机和总公司搬到香港(7)。5月南京已经解放了，上海已经打了十几天，外边已经被包围了，就要解放。那天我还到青岛飞行，中航公司派了辆吉普车到我家，帮我的太太和小孩搬家，叫他们离开上海去香港。我回家的时候，老婆说不能去香港，因为那里我没有房子，没有亲人在。于是第二天就用飞机，把她跟女儿从上海送到台湾我岳父母家里。我一个人先去了香港，自己租了房子，7、8月再把她们接到香港。
我到香港第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千港币，等于十两黄金，一两一条的金项链可以买十条。当时国泰航空公司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七道菜的西餐，有汤、牛扒、咖啡、水果，才三块钱。虾肉云吞好像是五毛钱一碗，可口可乐三毛钱一瓶。我挣得太多了，花起来就哗啦哗啦，挥金如土。住在太子道的花园洋房，一个月四百块，后来离职了才搬到候王道，二百五十块。我的太太是小姐出身，不会做饭,不会带孩子。所以我在香港请了两个保姆，一个做饭，一个带孩子，五十块钱一个。
(1)至1948年9月，中航已在全国陆续扩展有54处电台，发送电报，并观测天气。除中航自用外，部分电台还向空军、中央航空公司、空运队和来华外国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见《中航月刊》，下同。
(2)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中航以低价购入美军剩余物资，并另购新机，迅速发展，当时实力雄踞亚洲第一。1947年一年运送乘客174,661人次，物13,354吨，邮件2,781吨。至1948年5月，中航有飞机47架，机航组辖有机长正驾驶62人，副驾驶50人，飞行报务员47人。
(3)罗昭明是中航第一位飞行报务员，1938年中航桂林号惨案时侥幸生还，时已升任飞行报务主任。
(4)1948年4月起，因内战日剧，国内若干城市陆路交通断绝，唯赖空运。中航当时货运主要航线约有：由北平（中航北方机航基地）或锦州飞沈阳，北平或陕西飞太原，运送粮食；由陕西飞上海、武汉或重庆，运输陕棉。中航大批飞机和人员调平，至8月，货运占其总收入大半。11月下旬起向徐蚌空运。
(5)1948年10月，锦州、沈阳被解放，中航北方机航基地由北平迁往天津。12月，天津基地撤销。
(6)中航为早期中国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成功典范，对民航事业贡献巨大，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当时中航除晋升机会外，中美员工长期同工不同酬，用不同货币支付，中国员工的实际薪酬仅是美籍员工的数十分之一至数分之一，1946年曾因此爆发工潮。次年刘敬宜任中航总经理后，与美方交涉，中美方飞行员同酬，一律用美金支付。见李永《刘敬宜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70页。
(7)当时北方局势紧张，1949年1月起人员、器材等大批南下，机航、营业组等迁港，仅秘书处等迁台，迁移费用高达一千万港币以上。中航以航空人才培养非易，坚持尽量不裁员，共度时艰。后随国内各大城市不断解放，航线日少，港英政府又为扶植英资公司在香港屡屡打压，中航经营日益困难，已到「生死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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