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基口述 姚楠访问 夏沛然、孔强生整理
我们三个在灵隐寺结拜为兄弟，我岁数最大是大哥，谭寿龄老二，在上海没来的同学算是老三，梁天逵最小，是四弟。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冒着生命危险，坐了几个小时的卡车到余杭，中途经过三、四次日本鬼子的上下检查。
余杭是游击区。原来说到了那里有人接待，把我们送到金华，结果没有。在余杭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发现日本兵在来回巡逻，我说这地方不能久呆，我们就步行离开。刚走出去十五分钟，就听见日本鬼子机关枪哒哒哒哒往外扫，远远看见国军往里冲，打起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中国军队，都高兴得跳起来大叫。
我们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一个旅馆。晚上有人来查户口。起先他们认为我们是汉奸，因为我们拿的是日本人在上海发的良民证。接着我们拿出了学生证明，说我们是上海来参加抗日的学生，他们才相信，把我们放了。然后我们坐船到了兰溪，过一晚上再坐火车到了金华。
我们在金华的基督教青年招待所住了两个星期，那是给流亡学生住的。上海到金华的学生有一大批，叫做「上海五百有志青年」。其中梁天逵的表哥陈文藻已经考取了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还有好几十个从上海到金华去的学生也考取了。我于是就决定不参加那个军训学生进修班了，同梁天逵从金华到江西上饶去投考陆军军官学校。我要当军官抗日。谭寿龄不想当军官，仍然去进修班，以后就没有联系了。
1942年2月徐先生抵达金华后留影，时年十九
到了上饶，就住在接待流亡学生的三青团招待所。住在里头的通通都是流亡学生，第三战区的大概一共有好几十个。有八个从上海来的学生都考取了军官学校，都是广东人。我们很要好，没事的时候就在街上散步遛弯。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突然遇到一个穿呢子服装、戴呢子帽、拿着拐杖的官员。有人喊：「立正！敬礼！」我毫无准备啊，就愣住了，没敬礼。那个人跑过来说：人家都敬礼，你为什么不敬礼？我说我不认识你啊，敬什么礼呀？我这个人的性格大概就是这样，不知天高地厚。那人说：你小子，你以后会认识我了。好了，三天以后，我报名考试，一看，我的天老爷！主考官就是他，这回凶多吉少了。硬着头皮过去口试，他二话不讲，拿出两条数学题叫我做。我才高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数学题，我说我不会做。不会做你下去，就这样把我淘汰了。口试给我做数学题，不是有意难为我吗？梁天逵也是少爷出身，像是个小白脸。考官一看他就说，我们陆军带兵的，你这个小白脸能带兵吗？也把他刷下来了。
没有考取，从3月起就继续住在上饶的三青团流亡学生招待所。在招待所里基本上就是住、食，只上过两堂课，讲〈大学〉、〈中庸〉什么的八股。有一天，来了一个国民党中将邓文仪（时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让几十个流亡学生集体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不用申请，集队，讲完话之后每个人发了一个臂章、证件，就是三青团团员了。
住到5月，梁天逵的表哥是被录取的陆军官校学生，有好几百人要列队从江西步行去成都。他送礼给那个队长，请他同意让我们同行。就这样我们跟着队伍行军去成都。他们穿着军装，有个方的布章，写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九期新生」。我们两个人穿着三青团发的绿色军装、皮带、绑带，挂着个圆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五百有志青年」纪念章。
第一天走二十里，第二天四十里，第三天八十里，走得脚上起泡。走几天休息一下，又继续走。有一次一天走了一百零八里。早上天不亮就走，走到晚上天黑，非常艰苦。我们带的钱早花完了，身上没钱，就吃军校的。早上吃一顿以后，中午没饭吃，晚上到了地点再吃晚饭。我们吃人家剩下的东西，他们吃剩下的才给我们吃，没有剩的就没得吃。
从5月6日每天这么行军，整整走了一个月，从江西走到湖南，人都瘦了一圈。后来有一天在湖南渌口休息，我看到一张报纸上有空军机械学校在桂林招生的广告，非常高兴。因为要继续往前走的话，还要到贵州，再到成都，大半路程还没走 。而且还要吃人家的饭，我觉得身体已经有点吃不消了。如果是去桂林，可以从渌口经过衡阳，坐火车就到了(1)。所以我决定不去成都。梁天逵有表哥照顾，仍然去成都。后来改名梁耀杰，是辎重部队的运输队队长，1949年到了台湾。
桂林遇到善心人
我一个人坐火车到衡阳，再到桂林。一到桂林，过几天马上考试，数理化加英文，考得很顺利，体格也检查了，及格。这一次口试、笔试、体检连过三关，我充满了信心，就等发榜了。
可是到了桂林以后，我没钱了，就把行李、大衣、羊毛毯子、毛线衣拿去拍卖行卖掉。卖了以后，连吃带住，大概十来天吧，又用光了，到后来没饭吃了。日本飞机天天来，上午来，中午来，晚上还来，整天在逃警报。
到了桂林我就住在一个社会服务所，是大通铺，一个床铺两块钱，男女不分的。住客来自香港、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地。我旁边是一个中年妇女李太太，三十多岁，带着三个小孩。她的丈夫叫李中奎，是一个会计，上海人，她是广东中山人。老乡见老乡啊，一见如故，很亲切，很谈得来。住了几天以后，她的丈夫找到房子就搬出去了。
那里什么病都有。就在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得了痢疾、恶性疟疾、伤寒三种病。服务所的那些人看见我一个人生病卧床，没钱交房租，饭都没得吃，也不忍心把我赶出去，就让我待在那个地方。每一天打两次摆子，就这么整整打了七天，没东西吃，完全靠喝水，到了后来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
到了第七天，日本飞机又来了，我想我今天差不多了。那个服务员看见了，知道我大概要死了，说你今天不能待里边了。你在门口铺张席子，就在那休息吧。我刚刚站起来，眼睛发白，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晕死过去了。等我醒过来，已经躺在床上了。那是一个香港难民学生，叫唐天成，他救了我。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好，来救我，我们大家素不相识啊。他用英文讲：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索取。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他这种仁慈、博爱，我就没有今天。他说，你没吃东西吧？就马上给我买了藕粉，说你不能吃东西，只能吃液体、半流体。一大缸藕粉，我就把它喝完了。接着叫了个黄包车，一口气奔到郊外。到了郊外以后，他说你好好休息，我过几天再来看你。临走的时候他给我五十块钱。我用那五十块钱，付房租，喝粥、喝菜汤每天花三块钱就够了。我这么熬了大概十几天，他又来了。问我怎么样，好不好啊？说你可能有点好转了，又给了我五十块钱。我太感激他了!
救了徐先生一命的香港学生唐天成
我熬了一个月，没看病，伤寒自己好了，肚子也不拉了，可是疟疾必须到城里去看医生。我的钱又用得差不多了，以后怎么办呢？招待所旁边有一个小铺子，也就这么八平方米吧，是一对香港的难民夫妻开的，他们没有小孩，我在他们那里每天吃稀饭。后来钱没有了，他们很同情我，说你赊账吧，所以我吃饭没问题了。
有一天，我进城走过一个桥，碰到以前见过的广东老乡李太太在河边洗衣服，她见到我之后大吃一惊：哎呀！你以前身体这么好，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就邀请我去住在他们家空的阁楼里。我先在香港难民夫妻的小店赊账吃了两个月的饭，后来李太太干脆就让我在她家免费连吃带住三个月。
看疟疾是找到蓝十字会的一个医生叫王谷夫。我告诉他我已经考了空军机械学校，但是等发榜等了好几个月，现在没有办法。他很同情我，不收钱给我吃奎宁丸，把疟疾治好了。又说你身体这么坏，经不起在路上的颠簸，给我吃补药。吃了十几天以后，他干脆给我打葡萄糖针补充营养，每天100cc，身体恢复得很快。那里的护士叫徐汝云，也好得不得了。打葡萄糖要先加到体温的温度，她天天给我温葡萄糖，消毒打针。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个考取空军军官学校的华童公学同班同学，他看我这样狼狈，给了我一百元。我赶紧去找香港夫妻小店还清了欠账。
从6月到11月，在桂林大难不死，死去活来，就这样支撑了五个月。到后来发榜了，我考取了。那时候成都交通不便，桂林又被空袭，发榜耽误了。拿了路费，我马上买一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李太太。太感谢她了！
(1)湖南渌口在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韶关段上。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即赶修湘桂铁路，其中衡阳至桂林段于1938年建成通车，为当时后方运输重要干线。粤汉、湘桂二路在衡阳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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