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基口述 姚楠访问 夏沛然、孔强生整理
按语：
徐承基(C. Johnson Hsu)先生原籍广东中山，1923年生于上海，家境殷实，曾目睹一二八和八一三之役时日军在沪暴行。珍珠港事变后，不甘在日军铁蹄下苟且偷生，和三位堂兄先后投笔从戎，辗转前往内地参加抗战，其中二人牺牲。徐先生在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器械油弹管理士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往云南沾益空军第四总站。1944年考入中国航空公司第一期报务员训练班，准备飞越驼峰，在同班同学中年纪最小。
胜利后徐先生往福州设立电台，1948年参加太原、徐蚌等地空投和空运，后随中航撤往香港。1950年携眷返回大陆，1952年起由空勤改任地面工作，1965年被下放安徽怀远。文革后获平反返京，2024年3月安祥离世，终年101岁。
本稿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为中国飞翔：中国航空公司与香港（1937-1949）」项目的系列访谈之一，据2018年8月在北京徐先生寓所的访问和2019年4月至10月的多次电话补访整理，已经徐先生审阅。纪年皆为公元，括号内按语、附注为整理者所加，照片除注明者外，均由徐先生提供。本访得到了香港卫奕信勋爵文物信托的慷慨资助，特此鸣谢。感谢陈绍曾先生多方协助联系，吴振锋、黎子铭、翁佳茵、阮颖诗、林博、杨琳整理录音，孔丽丽扫描照片。
家庭概况
我是广东中山人，1923年11月在上海出生，住在虹口联安里（现虹口区天潼路242弄）24号。爸爸徐惠廉，William Zee，上海话「徐」念「席」。他是上海远东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1)，在中英合办的开滦矿务局的上海售品处当刘鸿生的英文秘书，英语特好(2)。我曾祖父是上海招商局的仓库主任，下面有好几十个职员。我的祖父原来在船上工作，后来工伤，以后了就没有工作，曾祖父把我爸爸还有大伯这两个孙子培养成人。
妈妈沈少芳是家庭妇女，外公叫沈伦生，是香港大学毕业的，跟孙中山是同学。他是船上的大买办，有两个家，一个在澳门，一个在上海。澳门是他大太太的家，二太太在上海，没有孩子，就从澳门把我妈妈从小接到上海，把她养大。我的曾祖父在招商局，外公是买办，都是广东人，所以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我们家的经济情况还是比较好的，父亲一个月挣两百块钱大洋，年终五百块钱奖金，收入比较高。
我在家里是老大，父亲后来又娶了二太太，生了五个弟妹。我是文字辈，原来的名字叫文炳，七岁我的启蒙老师给我改名承基。我英文名字叫Johnson，我父亲是吃洋文饭的，他叫我都不是叫徐承基的，叫Johnny（Johnson的昵称）。我的一个妹妹叫Mary，还有个小的弟弟叫Sander。我大伯有十个子女。
1931年日军侵略我们东北，我才八岁。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我九岁，父亲带了我第一次逃难。那天上午匆匆忙忙从华界虹口的家里，过了苏州河，逃到法租界住在旅馆里面。那时我从幼小的心灵里边，对日本鬼子已经产生一种非常的痛恨。
1937年我们家已经搬到英租界的海联里（现静安区新闸路1820弄，近胶州路，2010年左右被拆除）。中国好几十万军队在上海抗战，炮弹经过英租界，在我们头上呜呜呜打过去。中国空军非常英勇，在空中跟日本战斗机格斗，只听见机关枪嘟嘟嘟、哒哒哒。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们家的房顶，打了一个洞。那时我才十四岁，念初一。人家都在逃难，我还骑了自行车，去外面马路上观战。希望能够看日本飞机被打下，什么危险我都没想到。回家一进弄堂，看到我父亲站在家里的门口，叫我过去，啪地给我一大巴掌。我早有准备，把车子一甩，头一低，奔到家里二楼一个亭子间，把门一关。他跟着追过来，砰砰砰砰敲门，我就不开。他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谁叫我在空战的时候出门。
我初中在上海华童公学毕业，是外语学校(3)；高中念浦东中学，是普通高中(4)。1941年12月7号半夜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同时也冲进了我们住的上海英租界。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晚上发生了事情我都不知道，学校在法租界，第二天早上我还照样上学，一到课堂，空无一人，黑板上写了「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的，我就赶紧掉头回家。这没多久时间法租界和英租界之间已经有铁丝网封锁，还有日军的岗哨，我绕了好大的圈子才回到家里。从那天开始我就停学不念书了。经过有日军岗哨的地方时都要跟他鞠躬，不鞠躬的话就打你，甚至拿刺刀刺你。这口个气我咽不下去，有岗哨的地方我都不去。那个时候我的舅舅去世了，为了不跟日军鞠躬，我连舅舅的丧礼都没有去参加。我不愿意当亡国奴，因此决定要离开上海，去参军抗日。
千里从军
我和三个堂兄都在上海经历过逃难，看见日本鬼子杀了很多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从小就痛恨日本鬼子。后来四兄弟都参加了抗战，有两人牺牲了。我的大堂兄叫徐文柱，1938他高三的时候就到西安的军校去参军，毕业以后跟日军作战，没有回来。
1939年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街坊里面有一个参加了新四军的学生李阿彪从苏北到上海，给我介绍新四军的一些情况。我就跟他讲，我也要参加新四军。他就把新四军的联络地址给了我。有一天，我偷偷地拿了一个小箱子，拿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约好另一个初中同学，投奔新四军去了。那个同学走的时候，跟他家里的老保姆要了十块钱，说是要到苏北去。我没要钱，因为我不想让家里知道。我们俩到了车站，正在等车，我那个同学的哥哥赶到车站，一把把我们抓住。他已经是高中生了，比我们大，就被他抓了回去。他劝我以后要好好念书，不能再跑了，说要跑的话跟你爸爸讲，打断你的腿。第一次偷跑没成功。
第二次是在1942年1月。这时候，那个新四军的李阿彪又回上海，来跟我联系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应该是新四军里边的人，到我家里来调查、了解，等到审查及格，才把到新四军的地址、路线、联系交给我。第一步到如皋，到了那地方会有人接待我，然后是再到第二个地方张家港。我跟我的二堂兄徐文焕、三堂兄徐文浩和另一个姓吴的同学讲好，做了准备，买了衣服，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到了走的那天，跟我的爸爸妈妈讲了。这一讲就不行了。本来我爸同意我走的，这时候把我抱住了痛哭，不放我走。我心一软，没法走了。
我二个堂兄和那个同学到了苏北，没能参加新四军，很快就回来上海。二堂兄又再参加远征军，到缅甸以后就没有回来了。三堂兄也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后来去了东北，认识了一个香港护士，结婚后在香港海关工作，49年我们又在香港见面了。
第二次失败后，过了三天，另外一个同学梁天逵到我家里来，说浙江金华现在有一个军训班，是在国民党的地盘。我的父亲一听，认为苏北打游击很苦，我娇生惯养，到那地方吃不了那个苦。现在金华招收学生参加军训，就同意我去了。结果新四军不成了，我到了国民党那边去了。
梁天逵带我到他家里去，他的妈妈把三青团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给我缝在西装短大衣领里。我就这样离开上海。一起去的有四个人。走的那天上去杭州的火车(5)，同行的梁天逵和另一个同学谭寿龄穿得比较普通，穿的是唐装长衫，他们两个过关了。我还是穿着西装短大衣，西装裤，脚上穿着皮鞋，头上还打蜡，一看就是一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年轻学生。过关的时候，那个日本售票员没收了我的票，不让我进去。为什么呢？青年学生到那边去是抗日的，他一看就知道，不让我去。我马上又买一张票，第二次进去，又被没收了。我火了，找站长理论。那个站长是日本人，他把门一关，要我把衣服脱了，搜身。那时我还有一千块钱，放在暗藏的口袋里，他没查出来，要查出来就麻烦了。他接着叫来十几个售票员，问是哪个人没收了你的票。我指认出那个人，结果那人狠狠给我一个大耳刮，打得我头发晕，我从来没被人这么打得这么惨。那个日本站长说别打了，就给了我一张票，叫我走吧。
我拿了票后回家，我的祖母说，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有日本人的特务来抓你，赶紧跑啊。原来我另一个同学的爸爸是给日本跑腿的，是个汉奸。他发现他的儿子要走的时候，抓住他儿子，他儿子把我供出来，说是要去金华，于是马上就来抓我，还好我被扣在车站了，不在家。到我回家的时候，要抓我的特务已经离开。所以我两次都是运气。我就马上到梁天逵家，那天晚上就住在他家里。第二天1月28号早上，他家一个男佣送我到车站，居然就上车通过了，可能是那个日本人以为站长已经搜过了，没问题了。我在车上坐了四个小时，到了杭州下车，梁天逵和谭寿龄到车站接了我。
(1)上海远东商业专门学校，校址原在威海卫路，后1926年1月改为远东大学并迁往打浦桥新校舍，1929年停办。
(2)刘鸿生(1888-1956)，原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著名实业巨子，以任开滦上海买办起家。
(3)华童公学（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创办于1904年，是工部局在上海为华人所设的第一所学校。校址原在中州路，八一三毁于日军炮火，次年重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汪伪接管，改称上海市模范中学。胜利后为纪念谢晋元团长改名晋元中学，现名晋元高级中学。
(4)浦东中学，创办于1907年，三十年代曾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美称。1937年八一三之役，该校浦东校址被日机夷为平地，迁入浦西法租界杜美路（现东湖路）继续办学。1951年返迁回浦东原址。
(5)上海与杭州之间的铁路属沪杭甬铁路沪杭段，1905年由绅商招股自建，1909年通车，1914年被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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