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唐德剛教授（Prof. Te-Kong TONG），安徽省合肥縣西鄉人（現在的肥西縣），生於1920年8月23日。唐家是當地淮軍四大家族之一，家中藏書很多，唐教授從小受嚴格的舊式私塾教育，所以國學根底深厚，文史兼長。自幼記憶力特強，過目不忘。文史掌故，如數家珍。他不但能背誦《古文觀止》，並且能背誦一般人不大讀的《續古文觀止》。

為了接受新式教育，送往縣城插班讀新式小學五年級。初中畢業以後，到南京讀高中。

那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露出猙獰面目，威逼中國，中華民族志氣昂揚，誓死抵抗的大時代。唐教授在高中和其他的學生一樣，在學校接受軍訓，準備投入抗戰。

1937年抗戰軍興，唐教授離開家鄉，成為當時千千萬萬的流亡學生之一，隨學校一半步行、一半坐船西遷。經武漢、長沙，千山萬水，到達湘西，繼續求學。當時政府集合安徽各地的流亡學生，組成國立安徽中學，後來改為國立第四中學。唐教授在中華民族被迫大遷移的洪流中，從切身的經歷與遭遇，感受到中華民族的宏偉氣概和堅韌精神。從此對中華民族始終抱著信心，對他的處事和治學精神產生重大影響。

唐教授的大學時代是在重慶中央大學渡過的（1939－43）。從湘西到重慶困難重重，穿着草鞋，從芷江、瀘溪、乾州、永綏、秀山、彭水，步行到涪州（涪陵），然後搭乘民生公司小輪船西上重慶。抗戰期間，儘管物質生活極端艱苦，但是老師盡心教學，學生勤奮讀書，教育事業有長足發展，戰後湧現的各方面人才，很多都是那個時代培養起來的，唐教授正是其中之一。

唐教授在中大就讀歷史系，該系陣容鼎盛，如著名近代史專家郭廷以教授、秦漢史賀昌群教授、宋遼金史金毓黻教授，而畢業論文《郡縣起源考》的指導教授是顧頡剛先生（商周史）。所以唐教授對中國古史和近代史都有深厚的根底。教西洋史是學貫中西的沈剛伯教授。

唐教授在抗戰烽火中成長，但力學不倦，縱覽群書，不斷思索民族興亡、治亂興衰的大問題。他體認了中國近代面臨的內憂外患，以及全民抗戰生死存亡關頭的深重苦難，認識到這是中華民族在文化、社會、政治上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抗戰時全民的艱苦犧牲，使我國從積弱中奮起，躍升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正是這個大轉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成為他後來宏觀史觀的萌芽期。

在大學期間，沒有家庭接濟，唐教授勤於寫稿，經常在各大報刊投稿，《中央日報》、《新民晚報》都常有他的文章，用以賺取微薄的稿費，購買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他一生著作等身，有文有史，文筆既流暢，夾敘夾議，氣勢磅礡。

1943年畢業後，他回到安徽，先在中學任教，繼在省立安徽學院歷史系講授西洋通史。當時缺乏西洋史教材，他依靠一本Hays and Moon所編的英文原本教科書，填補西洋史師資的空白。

抗戰勝利後，他考取自費留學，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候，哥大名教授雲集。唐教授的畢業論文《US Diplomacy in China》（美國對華外交），指導教授是大名鼎鼎的唐納德教授 (Prof. David Donald)。

唐教授在哥大研讀美國史，對西方史學方法，史學理論，以及戰後在美國新興的參考社會科學理論解釋歷史的研究方法，有了深入研究。他後來著作中的見解，往往以社會發展的觀點解釋中國近代的“現代化過程”。

在哥大期間，唐教授還是經常在留學生刊物上寫稿，文風詼諧俊秀，自成一家。他以文載史，具有古今中外史學名家的特色。

1959年，唐教授獲得博士學位，先在哥大授課，兼任哥大典藏豐富的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配合他所開的史籍學課，大量收集珍貴圖書，所以他對中國史料典籍極為熟悉。

1972年，唐教授轉到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和亞洲史，并兩度任亞洲研究系系主任，直到1991年退休，桃李滿天下。在這期間，曾經接受邀請，擔任印度德里大學中國研究的顧問，和中國南京大學、山東大學、西北大學的訪問教授。

唐教授對史學有兩大貢獻：一是口述史，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歷史三峽”說。

哥大是戰後提倡口述史的重鎮，而紐約是大陸易手後許多達官顯貴流亡的地方。唐教授參與關於中國口述史訪問的工作，由於他中英文俱佳，對近代掌故非常熟悉，博聞強記，而且性格恢宏，秉持史家忠於史實的立場，沒有政治偏見，所以得到受訪者的信任。他先後訪問了幾位最重要的人物，包括李宗仁、顧維鈞、胡適等。他的口述史著作，膾炙人口，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

唐教授撰寫的口述史，不但有文彩，並且勤查資料，務求符合史實。對口述者的主觀說法時有修正。在跟張學良商討做口述史的時候，張學良說，“我說你寫就行。”唐教授說，”這不是口述史！”口述史不能這樣寫。寫口述史的人要對歷史負責，不只是聽寫那麼簡單。一般史書的寫作，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已矣。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口述者所述是核心材料，有時會限制了史料的選擇。對於口述者的材料，不能盲目採用，必須把所說的材料，加以核實、整理、補充。做口述史必須保持史學工作者應有的懷疑態度。而口述的史料，往往是畫龍點睛，但是也可能與史實大不相同。唐教授後來沒有完成張學良的口述史訪問。

以《李宗仁回憶錄》為例，李宗仁自己的口述佔小部分，經唐教授修改補充的佔大多數，使得回憶錄真實可靠。李宗仁曾自稱他在抗戰中期就對各國和中國的國際政策有所認識，但是當時李宗仁不可能有時間，也沒有環境去研究國際問題。經過唐教授的追查，才知道李宗仁是專心聽了孫科的一次演講，並且接受了孫科的見解。

一般來說，口述史是史學工作者的一個研究計畫，要有足夠的參考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

唐教授在八十年代末，邀集朋友和學生組成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訪問曾經經歷抗戰時期的老人，致力保存那個大時代的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第一手生活史料。這是唐教授對推廣口述史研究的貢獻之一。

唐教授二十幾年來所寫的關於近代現代史的文章，有一個顯著的史觀貫穿其間，就是他的“歷史三峽說“。在他集合近著38篇成為《晚清七十年》“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民國通史：晚清導論篇”中，這個觀點就突出地成為他對中國近代史變遷的解釋，蔚然成為一種宏觀理論。

“歷史三峽”說的新詞，最早出現在1994年9月的“甲午戰爭百年祭”。但是關於中國近代文化大轉型的思想早在1961年便已見端倪。當時他思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思想課題：“現代化”。

唐教授認為，中國全部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型的核心轉變見於三個基本制度的轉變：廢封建，立郡縣；廢井田，開阡陌；由百家爭鳴轉為獨崇儒術。從戰國時期到秦帝國，大概經過三百年，完成轉型，創建出一個農業大帝國的定型。

近代的大動亂則是從中華帝國到現代國家的第二次轉型。歷史有如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在歷史的潮流裏，轉型期是個瓶頸，也就是個三峽。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變亂的本質，就是兩千年一遇的“社會文化大轉型”的現象。因為這次轉型是在西方帝國主義欺壓之下，遭遇多種外力的不斷干涉，是突發的、被動的、劇烈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所以在這轉型期间，中國付出了空前慘烈的代價，死人如麻，文化與物質幾次遭受毀滅性的摧殘。

在這個過程中，動亂乃是歷史性的社會全面“轉型”的現象。從落後的“中古型態”中的種種制度、思想轉入“現代型態”，必然要經過許多階段，錯綜複雜，並且遭遇許多挫折，困難重重，一步步逐次解决轉型的各種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英雄豪傑想要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他說，“‘時勢造英雄’絕不是‘英雄造時勢’。‘時勢’是客觀形成的‘歷史三峽’中的驚濤駭浪，‘英雄’則只是一些隨波逐流的艄公、舵手、和弄潮水手。” 他舉例說，孫中山就無法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也無法把當時中國的軍隊從將領之手交給國家。

因此，唐教授早就提出一種”階段”說。并且提出每十年即是一個變遷階梯的說法。‘千年不變’的老制度，在鴉片戰爭以後是 ‘十年一變’，每一變都面目全非，那都是轉型期的階梯。

他把這些階梯稱為階段，既然是在歷史三峽中必然的過渡，它們就有推動江水滾滾東流的貢獻，同時也必然都會失敗，被後一個更大的巨浪壓到江底。

這些十年一變的小階段沒有永恆或較長時期存在的屬性。但這種帶有明顯階段性的失敗，也正是成為引發和推動次一階段發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階段一階段地向前推移，終於將推入到‘最後階段’。

關於這些十年一變的說法，究竟是那些階段，唐教授前後說法稍有不同。1993年他提出，鴉片戰爭後，十年便出了一個洪秀全（外來宗教向傳統宗教挑戰）。“歷時十四年的太平天國只是近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型中的第一階段。”，又十年產生總理衙門（外交部，傳統的對外關係根本改變），李鴻章建立新建的海軍（改革傳統軍制），君主立憲（政治制度的改革），1900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傳統的反撲），1912年建立民國（徹底推翻帝制），1919年的五四運動（全盤西化，文化上全盤否定傳統），27年的統一和內戰(內部調整的掙扎)，37年的抗戰(轉型的基因主要是受到外力的侵襲，抗戰達到全民覺醒，步入現代民族)，49年人民中國建政(全盤引用另一個外國制度的糢式)，59大躍進(經濟上的盲目躍進)，66年以後的文革(政治/經濟/文化全面鏟除傳統文化)，79年開始再度回頭摸索西方模式，逐漸走上門戶開放的舊路。49年至79年的大變動，唐教授通稱為“帝制傳統的迴光返照”。

“各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际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参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

他舉出階段性的實例之一，孫中山革命的主題“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是對的；但是“民國初年的中國絕無搞議會政治的可能性。”較早的戊戌維新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政治改革的嘗試，但是，當時不具備各種條件，不論是從宏觀認知，或從微觀探索，戊戌變法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雖然唐教授強調中國必然要經過一個歷史三峽，而且是必然有許多階段，但是他不是定命論者。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空間、全面和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候也就“必然”地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

以這樣的宏觀史觀看歷史，唐教授雖然處於大動亂時代，卻既不隨波逐流，也不怒髮衝冠，能公正持平地正面討論問題，言所當言。這是唐教授的史論得以深受歡迎的原因。

唐先生深信，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從封建轉帝制的第一次轉型，歷時約三百年。他推論這第二次轉型“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就算是很幸運了。”這“兩百年”的說法，可以說是他對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焦急關心和迫切期望。

至於未來的定型是什麼模式，唐教授坦然說，“吾不能確知也。”但是他肯定那將是全民族的智慧、經驗和血淚，經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慢慢磨練出來的。

参考兩千年前第一個轉型的核心問題，他認為新的定型文化－社會，政治體制，必然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化君權為民權，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中國近現代各種波濤洶湧的變化，都是為追求和阻止這三種轉變的力量的反復衝擊。確實完成這三點的轉型，就走過三峽，堂堂成為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現代文化。

他還在許多文章中提到走出三峽的具體要素，例如在討論西太后的時候，他指出，個人或一黨專政的政體，不能適應現代文明。唐先生一再讚揚中國古代有制度，西方現代有制度，而在中國轉型期間的歷屆政府或黨政府都沒有制度。“人治”不是制度。建立普遍遵守長治久安的制度，是另一個重要的要素。如前所述，建立國家的軍隊，軍隊屬於國家，是又一個具體要素。

這三大轉變，顯然可以籠統地簡化稱為一種民主制度。貫穿唐教授論述整個轉型思想的著作，非常明確的可見，他認為中國一定要走上民主制度的路，才能走出歷史三峽。民主不僅是政府制度，更是全體國民生活的方式。

這個史觀不是根據一種外國的理論或意識形態而套在中國歷史上的解釋。它是基於對中國歷史本身的觀察、分析而得的觀點，所以平實而客觀，不會有牽強附會。自然地使用一個中國特有的地理名詞，使得歷史與地理的文化融和為一，十分貼切，令人容易產生感性的理解。

唐教授撰寫的《民國通史》，將是他窮究古今之變的一家之言，但不幸於2009年10月26日故世，齎志以歿。

最後必須強調，唐教授不是一個象牙塔裏的學者。他關心的不僅是帝王將相，更是平民百姓的苦難與幸福。特別是對於日本在戰時加於幾億中國人的非人道凌辱、殘殺、迫害，如南京大屠殺、活體試驗、生化戰、慰安婦、強迫勞工、以活人靶練習劈刺等等罪行，他認為應當在道德上、歷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審判。十幾年來，他積極參加人道主義團體掀起的運動，呼吁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不人道暴行，要求日本向中國的受害者真誠道歉和賠償。開會、演講、游行，他都參加，而且對年輕人多所鼓勵。他為伸張人類的正義做出實際貢獻，這是他人道主義史學家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