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諾為民國北京政府設計的政治改革方案
——側重於其政治學思想的研究
作者：程飛揚
【摘要】1913年6月，北京政府外聘的憲法顧問古德諾第一次來華不久，就提出了中國應該實行美國式總統制的意見。此後他又進而提出中國應該實行集權式的總統制。1914年初，古德諾開始提出中國政治改革的諸多建議，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改革。在1915年5月，古德諾在《中國的改革》一文中系統提出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方案：實現集權式總統制，再經過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緩慢改革，逐步過渡到代議制。古德諾提出的這套方案具有逐漸深入、漸成系統和保守改革等特點，是根據中國國情結合政治學的學理提出的，與他的政治學思想主張一脈相承。集權式總統制改革的建議被袁世凱付諸實踐，但最終走向了失敗。而後續的政治改革建議仍是一紙藍圖，沒有被實踐。
國立中山大學黨化教育述論（1924—1927）
作者：馮冰兒
【摘要】：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政策肇始于廣州國民政府時期，推廣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立中山大學是國民政府在高校推行黨化教育的濫觴之地和試驗田，該校黨化教育的建設，與廣州國民政府黨化教育政策的成熟、完善密不可分，相輔相成。1924年2月國立廣東大學成立後，在校長鄒魯的主持下，對革命和黨義的宣傳教化秉持“感化主義”的柔性立場。隨著共產黨人在該校影響力的擴大，國民政府批評國立廣東大學培養的人才不能滿足黨和政府的需要，於1926年10月派員查辦整頓。在此次風潮中，“感化主義”成為攻擊的標靶，隨後為黨化教育方針所取代。1926年3—10月，國立中山大學因派系紛爭，有關教育黨化的規劃變動頻繁，大體止於小範圍試驗。同年10月戴季陶出任校長，國民黨中央在該校設立政治訓育部，負責組織實施黨化教育在全校的推廣，國立中山大學黨化教育的建設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時期。從1926年10月到次年6月黨化教育的運作及其特點看，國立中山大學的党化教育建設，顯然深受蘇聯經驗及國民革命運動的影響，具體表現為重視民眾動員、注重宣傳以及以小組為單位開展政治訓練等。總體來看，其設計較為宏大、周詳，但在動員和影響學生方面，成效並不顯著。
“解放”的概念史考察（1880s—1920s）
碩 士 生：羅玉池
【摘要】：晚清以降，中國社會所經歷的全方位劇變對新語詞和新概念的創生不僅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土壤，“解放”作為近代乃至當代政治話語中的一個關鍵字也在此背景下獲得了內涵的擴展與變遷。清末本土社會發生的女子纏足“解放”運動與西學東漸下域外語境的傳入，讓這個在中國傳統典籍中表示單純物理意義的單字組合，開始與“自由”、“革命”、“強國”等抽象意義有所牽連，為其之後的意涵擴展奠定了基礎。
五四時期，“解放”開始成為彼時輿論界的流行詞之一，其內涵在此過程中也得到了豐富。圍繞此時期“解放”的焦點議題——婦女解放——的各方討論，我們可以窺得此時期的“解放”背後兩種相互衝突但尚且共存的邏輯：一種是以個體的“人”作為目標的“解放”，其將找回“人”的“人格”或“自由意志”作為“解放”的根本目的；另一種則將“社會”作為“解放”的歸宿，其支持者認為，“人”是在“社會”中才能獲得意義，而真正的“解放”便是打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其中，“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革命便為一個可能的選擇。儘管此時的知識份子們多已將“解放”視為值得追求的社會理想，但對於普通大眾來說，“解放”在其日常生活經驗裡仍與穿衣、舉止或是婚戀關係更為相關。因此，對於“解放”的態度在這二者之間還尚未統一，前者的熱切鼓吹，和後者的疑懼貶損，同時存在於此時的輿論空間。
伴隨“國民革命”的展開，“民族解放”成為國共雙方的政治綱領中的共同目標，“解放”也在此過程中成為時代的焦點。不過，從綱領誕生之初，共產主義者就通過對“民族解放”中的關鍵概念“帝國主義”的解釋，率先把握住了對“民族解放”的主導權，並將其逐步納入共產主義的話語體系之中，“民族解放”開始逐漸與“階級革命”與“工農聯盟”運動並行乃至等同。而民眾在接納“民族解放”的過程中，也悄然接納了被重新詮釋的“解放”意涵。階級話語下的“解放”也漸漸影響到“解放”所關聯的其他議題，如前文有論的“婦女解放”在此時也被“階級”話語下的“解放”重新詮釋，開始摒棄之於“個人”的邏輯，全面擁抱之於“社會”的路徑。在此階段，“解放”的“正當性”也開始在不同階層獲得共識，成為時人心中共同的光明未來的代名詞。